大解放的小人物(解放战争遗事——小人物篇)

大时代中的小人物

前不久播出的年代戏《新世界》秉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展现了北平解放前22天的风云变幻，聚焦小人物的命运流转，折射新世界与旧时代的更迭交替，以全新的视角诠释了一段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回忆。

《新世界》以小人物的觉醒与抗争，塑造大时代新世界到来前的思想和行动的变化，凸显家国大义。该剧也承袭了导演徐兵一贯的创作风格，在人和环境的冲突里讲述小人物的故事。在《新世界》中，主创团队塑造了情绪丰满的立体小人物，绘制了精彩的人物群像。其中最突出的当是拜把子的“北平三兄弟”——大哥金海、二哥铁林、三弟徐天，他们分别担任京师监狱狱长、保密局组员、警察。

多角度的人物塑造使得“北平三兄弟”鲜活生动，各具特色，各有魅力。大哥金海，世故稳重、心思缜密、讲义气认死理，黑白通吃。与孙红雷以往塑造的大哥形象不同，金海不是一味的冷酷，而是颇具生活感，也是生活在胡同里实实在在穿衣吃饭的人。二哥铁林，对老婆唯唯诺诺，一反张鲁一往日的角色形象，极具喜剧色彩。他一心想出人头地，却被所有人瞧不起，在追求权势的过程中，逐渐迷失自我，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三弟徐天，延续了尹昉在《少年的你》中的角色职业，是一名乱世中的小警察，心思单纯，固执又坚守正义。在末日孤城的北平，在草芥如命的乱世，徐天为未婚妻小朵的谜案求助田丹，意外参与到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北平的事业当中，最终经历生离死别，迎来新世界的曙光。

以三兄弟为主线的剧情齐头并进，新旧时代更迭，北平风云变幻，小人物命运流转。在北平，旧世界的规则已然无法行通，像三兄弟这样的小人物不知如何活下去，他们忧伤，他们迷茫，他们抉择……“北平三兄弟”在新旧交替的大时代变换中交生死、共患难，尽显兄弟情义，但最终在亲情、爱情、国家利益和个人信仰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从同心同德到反目成仇，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以“北平三兄弟”为核心延展开的人物群像，复杂交织，一同构成了北平的民生画卷。乱世之中，不仅有铁血，亦有柔情，该剧中的女性人物亦是可圈可点。百炼钢与绕指柔交织，人如浮草却痴缠着爱与恨的坚定，在沉浮的乱世烟火中，真情不改，上演血色浪漫。

胡静饰演的刀美兰温柔明理，与金海之间的爱是欲诉还休，静默相守；张瑶饰演的关宝慧直爽霸气，与铁林的爱是吵吵闹闹，深深羁绊；周冬雨饰演的贾小朵天真烂漫，与徐天在乱世里纯真初爱，却在意外中生死相隔；万茜饰演的田丹聪慧过人、胸怀天下，却遭受冯清波的背叛，又在患难中相识徐天；李纯饰演的柳如丝气场强大、权势滔天，却对冯青波一往情深，不离不弃……烽火红颜将何去何从，在纠缠相守中不停地敲击着观众的心。

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的背景下，一个个小人物在不同的处境面临不同的抉择。正如徐兵所说：“故事的背景是大背景，但我们关注的是小人物。”《新世界》用小人物的角色行动和交织的线索，带动剧集冲突，折射时代巨变下的世间万象、人心浮沉，刻画北平孤城的人间烟火，力图达到影视作品折射真实现实，以震撼内心的作用。

《新世界》不同于以往年代大戏那般铺陈宏大，而是另辟蹊径，独具匠心，刻画了一个个平凡立体的末世孤城的小人物，展现了充斥着家国情义的大时代。深耕现实题材，在宏大的家国情怀之下，暗涌着割舍不断的狭义温情。既不失历史厚重感，又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避免人物脸谱化、情感空洞化、价值灌输化，为剧作注入了艺术与生命的温度。

（作者：敖柏，系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东北亚影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解放战争遗事——小人物篇

一、【罢飞】

1947年2月，华东野战军在莱芜战役痛打五万多国军。绝望的国军主帅李仙洲仰天长叹，忽然察觉好像有一丝不对劲：天空是如此的安静。国军空军竟然缺席了这场大战。原来，此时国军的空军将士们正在闹“罢飞”，而事情的起因却让人啼笑皆非：话说济南城里有位姓彭的空军中士，听说现象级大片《八千里路云和月》正在上映，于是兴冲冲地奔向济南大华电影院，谁知这片子十分火爆，一票难求，中士心想，我空军将士为党国流血流汗，看场电影还需要买票？于是昂首阔步地往里走，结果被门口的两名宪兵拦住了。彭中士作为空军，对陆军有一种天然的鄙视，骂骂咧咧地要硬闯，结果宪兵抡起拳头，让他脸上鲜花绽放。彭中士好汉不吃眼前亏，回营房找来好基友李中尉，想找回场子，没想到宪兵人多，两人被摁着打。这事闹大了，两人先是找山东的最高军政长官王耀武告状，后又向济南空军指挥官苑金函诉苦。这苑金函是大名鼎鼎的抗战英雄，国军王牌飞行员，他听了两人声泪俱下的控诉，气定神闲地说：两位兄弟莫慌，空军乃国军之骄子，谅他王耀武也不敢得罪，放心，一会他就会派人来道歉的。谁知左等右等，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济南城防司令吴斌才带着礼物匆匆而来，苑金函感到自己在小弟面前失了面子，心头一把无名邪火腾地起来了，命人将礼物丢了一地，然后叫上二百多人，开着卡车，气势汹汹地杀向济南市中心。这伙人放倒了电影院门口的几名宪兵后，直奔宪兵营。宪兵虽然猝不及防，但在陆地上，空军毕竟不如陆军，反应过来的宪兵开枪还击，两名空军军官中弹倒地，空军们阵脚大乱，四散逃窜。苑金函吃了个大亏，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于是通电国军所有空军单位。各地的飞行员们炸了窝：陆军竟然欺负到我们头上了！于是，全国空军罢飞，出现了莱芜战事已白热化，空军却按兵不动的怪现象。最后，陆军让步，因闹事丧生的空军军官被追认为“烈士”，济南的飞行员们获得了走大街上不受盘查以及娱乐场所随便进的特权。

二、【哭陵】

1947年5月5日，南京中山陵的卫兵正百无聊赖地打着瞌睡，忽然，远处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因为并非开放谒陵日，所以卫兵诧异地伸长了脖子，眼前的一幕让他惊讶得张大了嘴：数百名军官，穿着整整齐齐的将校服，走着军步，浩浩荡荡地涌过来。 卫兵们的心脏直打颤，但依然色厉内荏地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这里不能进！ 哪知这伙人也不二话，熟练地缴了卫兵的械，一哄而入。 这四百多人是中央训练团的学员。说是中央训练团，其实是下岗人员再就业安置中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国军进行整编，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这直接的后果是大量军官失业。 这些人被称为编余军官，由于他们只会打仗，离开军队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废物，不乏赤贫甚至饿死之人。老蒋为了维稳，只得把这些人塞进“中央训练团”，只是这训练团一不教文化知识，二不教谋生技能，学员依旧嗷嗷待哺。 1947年，这些落魄的军官接二连三发生悲剧：先是编余军官张清泉逼得卖老婆，接着陈天民少将因患病无钱医治而服毒自尽，不久老同盟会员奚泽中将的妻子忍受不了贫穷投江自尽。 剩下的军官们不免兔死狐悲，日常见面谈起常常情不自禁而泪流满面。黄埔一期的黄鹤中将拍案而起道：我们为国出生入死，却落得个为生计发愁的下场。要哭，不如去中山陵痛痛快快哭一场！ 于是，四百余名曾经叱咤疆场的将军们突袭中山陵，上演了一出惊天动地的“哭陵”。 但此举却让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陈诚总长亲临中央训练团，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怒骂：你们这么做，是犯上作乱！只会让共产党有机可乘，使亲者痛仇者快！ 骂归骂，陈总长也知道众怒难犯，于是又换上一副和蔼的口气，说了些“请大家体谅政府的难处”、“大家的困难我一定想办法解决”之类宽慰的话——当然，国府诸公有太多焦头烂额的事要处理，这些话也只是说说，口惠而实不至。

三、【飞贼】

1947年8月，凌晨5点的北平城一片静谧，东方泛起了鱼肚白，在顺天府东街阡陌纵横的胡同里，一道黑影悄无声息地从房檐掠过。此人名叫段云鹏，目前身份是军统保密站的特务，之前则是北平城内频繁作案的惯偷。他是“燕子李三”的弟子，有一手穿堂过户的本领，因此被特务头子谷正文慧眼相中。几天前，军统监测到有一部电台向延安发报，地点就在这一带。只是若挨家挨户搜查，难免打草惊蛇，于是，谷正文想到了身怀绝技的飞贼段云鹏。话说段云鹏乘着熹微的晨光飞檐走壁，时不时还一个倒挂金钩，向屋里窥探。他发现24号院里竖着两根又高又粗的天线杆。一大早，屋子里的男人就早早起来，掏出一个箱子，取出一副耳机戴上。第二天，一大批气势汹汹的军警包围了院子。中共北平地下电台全军覆没。此后，天津、上海、西安等地的电台也相继被捣毁，数百名地下党被捕。段云鹏立了大功，在军统的地位扶摇而上。然后好景不长，1948年12月，解放军将北平围得水泄不通，在北平市前师长何思源等人的斡旋下，傅作义有意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城里的特务们惶惶不可终日，此时，毛人凤局长命令他们暗杀何思源，如此重任自然又落在了屡建奇功的段云鹏身上。深夜，怀揣炸弹的段云鹏冒着严寒，悄悄地摸上何家屋顶。随着一声巨响，尘土飞溅，何思源的女儿当场身亡，所幸其他人只是受了轻伤。解放后，段云鹏再次被委以重任，潜回大陆搞事情，被公安部门抓获，后被枪毙。

四、【教授会算数】

1947年9月2日，北大校长胡适正在南京与达官贵人们谈笑风生，谁知后院起火，当时全中国最著名的报纸《大公报》发表了数十名北大教授致校长胡适的公开信，这封信的主题就一个：我们要吃饭！ “......我们一个月的收入不能维持半个月的生活，谈不到子女的教育费用，更谈不到应付即将到来的严冬，这是一种什么生活？......” 胡适大为光火。自抗战胜利，北大迁回古都燕京起，全中国便是物价飞涨，北平尤其严重，已到了薪桂米珠的地步，北大教授的固定工资如何能抵御通胀的威力？胡适游走于高官与权贵间，几乎跑断了腿，却没人落实，他也无可奈何。 9月23日，胡适召集教授们开会。当天，胡适在日记里写道：”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 9月28日，《世界日报》刊登了北大教授的涨薪方案。这些学术大师认真地研究了物价指数，按照他们的算法，北大教授需要涨薪7000倍，才能和抗战前的购买力持平（实际上真实通胀率远胜于此）。 这次因为舆论汹汹，国民党当局倒是在10月份就批准了这一方案。然而，让教授们目瞪口呆的是，十月份的物价再创新高，已经相当于战前的五万倍！ 心力交瘁的胡适先生也只能摇头苦笑了。

五、【人力车夫】

1948年1月，驻中国美军煞有介事地开庭审理北大女生沈崇案时，在上海也有一件相似的案子，那就是臧大咬子案。臧大咬子是上海滩一名苦哈哈的人力车夫，原名臧咬臣，苏北盐城人。1947年9月22日晚，藏大咬子拉到了一单大业务：一名看着颇有资财的外国人。此人名叫赖令奈加，西班牙人，在一艘英国商船当水手。藏大咬子拉着洋人来到了朱葆山路(今溪口路)安乐宫舞厅，还没挺稳，洋人就一个鹞子翻身，三步并作两步窜入舞厅，留下藏大咬子在寒风中凌乱。藏大咬子不甘心，或许他认为高素质的洋大人只是一时健忘，于是在门口直挺挺地等着。午夜时分，赖令奈加和另一名洋人勾肩搭背，摇摇晃晃地踱出门来。藏大咬子大喜，忙上前要钱，赖令奈加装傻充楞，双方正在纠缠，一旁的老外忽然抡起拳头，雨点般向藏大咬子头部疯狂殴打。藏大咬子重重地倒在地上，后因伤重不治死亡。两名老外不以为意，扬长而去。舆论哗然，国民党上海当局很快查明了凶手身份：美国海军伍长饶得立克。不过，根据国民政府和美国签订的《在华美军人犯罪惩治条例》，美国大兵犯罪，中国法官无权审判......美国海军的军事法庭毫不意外地将饶得立克无罪释放了。而始作俑者西班牙人赖令奈加，因为没有强大的祖国，所以被国民党判了一年零九个月的徒刑。

六、【无良记者】

1948年三四月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一场不怎么团结的“行宪国大”，这次会议的重头戏是副总统的选举，桂系大佬李宗仁与国父之子孙科在竞选上杀得也是难分难解。这一天，二千七百多名代表座无虚席。忽听得会场上传来一声咆哮：丢雷老木！只见国军上将薛岳怒容满面，手里捏着一份报纸。原来，南京有一家《救国时报》，自孙科参选以来，这家报纸的主笔龚德柏就大肆攻击孙科贪污受贿，只可惜一点水花都没有，孙科不回应，群众不热心。于是，龚德柏改变了思路，开始专攻下三路，集中报道孙科的“桃色新闻”。这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一出来，销量顿时蹭蹭地往上涨，但孙科的上位之路却要下跌了。孙科的支持者自然是怒不可遏。于是，薛岳、张发奎、余汉谋三位上将领队，数十名广东籍代表气势汹汹地来到报社。进门二话不说，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薛岳一个健步，就要上楼揪出罪魁祸首。只见楼上走下一个身躯瘦小的老头，一把手枪黑洞洞的枪口正指着薛岳。此人正是龚德柏。只见他眼神坚定如铁，持枪的手也稳如泰山，竟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薛岳等三位上将都是当过战区司令、指挥过千军万马的人，在这无良记者的枪口下，竟也无可奈何，只能悻悻然地后退，骂骂咧咧地走了。

七、【不是英雄也难过美人关】

1948年5月16日清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沐浴在一片祥和的薄雾中。这里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也是毛主席离开陕北后的第一处落脚点。忙碌了一天的主席正沉浸在梦乡里。忽然，尖锐的防空警报声撕碎了宁静的气氛。三架飞机盘旋着掠过村子上空，那是三架侦察机。聂荣臻司令急匆匆跑来，脸上写满了焦虑。敌人的轰炸机一定会接踵而至，但是主席刚刚入睡，于是，战士们紧张地在门口严阵以待。八点多钟的时候，两架B-25发出恼人的轰鸣，横冲直撞而来。卫士长李银桥一个健步上前，大声喊道：主席！主席！有情况！主席慢悠悠醒来。李银桥心忧如焚，上气不接下气地把情况一说，主席却好整以暇地一伸手：给我拿根香烟。情况万分紧急，几名卫士也豁出去了，七手八脚地架着主席就往防空洞跑。才出门没多久，就听轰地几声巨响，院子里腾起一股黑烟。敌机一共扔了5枚炸弹，炸响了4枚，均准确无误地命中主席居住的院子。事后，华北军区断定内部出了奸细，然而侦查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几经周折，却始终没有半点蛛丝马迹。直到大同、保定解放后，才从国民党的档案里顺藤摸瓜，探明真相：内奸是军区司令部专管小灶的司务长刘从文。这刘从文是贫农出身，为人憨厚老实，干活任劳任怨，怎么看都和特务八竿子打不着。原来，晋察冀军区在当地开了一家烟厂，烟厂经理孟宪德因为常去城里做生意，遂被国民党特务拉下水。刘从文作为司务，常来烟厂进货，与孟宪德十分熟络。经过长期观察，孟宪德发现这位老实人平时是个闷葫芦，单一看见漂亮的大姑娘小媳妇就两眼放光，嘴皮子竟也变得利索起来。于是，城南庄的烟铺里很快出现了一位漂亮的女掌柜游玉香，美人出马，几个回合就将刘从文拿下。虽然加入了特务组织，但毕竟没经过业务培训，特务们交给了刘从文几包毒药，然而在严密的安保面前，根本无从下手。于是只能用电台向上级报告主席的位置。1950年9月，刘从文被执行枪决。

八、【与狼共舞的名媛】

景明楼是一座气派的6层洋楼，位于汉口鄱阳街。自1921年建成以来，这栋大楼里住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外国人。1948年8月，住在景明楼的美国人利富（美孚公司汉口分公司大班）和他的好基友，驻华美国空军军官乔治·林肯决定在利富的住处搞一个大爬梯。于是，两人找到在汉口当乐队领班的菲律宾人赛拉芬，请他物色几个舞伴，条件是只要女的。这赛拉芬有两个中国情妇，一个叫谭碧珍，一个叫章月明（洋人就是幸福），两人听说有机会和高雅的美国人谈笑风生，一下子来了劲头。章月明通过自己认识的歌厅茶房，张罗到几个歌厅的舞女。谭碧珍则和舞女曹秀英拉来了几个名媛，其中有武汉市参议会议长张弥川的二姨太，以及住在著名豪宅“巴公房子”的几名军官太太。8月7日晚，舞会如期举行。一共来了三十多名中国女性，最大的32岁，最小的15岁，除几名专业舞女外，大多为仰慕西方、热衷时髦的上流社会妇女。男宾则来了二十多人，全是洋人，美军最多，此外有利富在美孚公司的同事和其他侨民。舞会开始后，伴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在一片灯红酒绿中，洋人们借着酒劲，逐渐露出丑态，开始上下其手。屋内的灯光忽然熄灭，洋人再也按奈不住，开始撕扯妇女的衣服。中国妇女尖叫着、挣扎着，夺路脱逃，但电梯早被上锁。直到午夜时分，一名叫巧巧的歌女侥幸逃脱，前往汉口警察局报案。警察马步云前去查问，景明楼门口的外国守卫哪里肯让他进？直到凌晨三点，马步云等人才进入利富家中。此时，现场一片狼藉。两个美国人利富和乔治·林肯镇定自若地接见了警察，嘲讽地说：很抱歉，我们的舞会刚刚结束。这件事被报纸公布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两年前的沈崇案，人们记忆犹新。国民党当局面对汹汹民意，只得装模作样地调查起来。然而，利富和菲律宾人赛拉芬早已逃之夭夭，而乔治·林肯是美国军人——美国军人在中国国土上犯罪，国民政府无权审判！。这一拖就拖了大半年，直到1949年4月，国民政府已是大厦将倾，汉口地方法院才匆匆结案。当然，没有一名美国人成为被告。章月明、曹秀英等五名中间人以“妨害风化”入罪。

九、【人挤人】

1948年12月23日，冬日的上海寒风刺骨，但小小的外滩上却是人山人海，将整条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外围的人群徒劳地试图杀出一条“血路”，却只能引起一阵叱骂。这一天是银行向上海市民开放黄金兑换的第二个申请日。国民政府在内战战场一败涂地，经济也一塌糊涂，国统区的物价已经不是飞涨，而是坐着火箭涨了，国民政府隆重推出的“金圆券”，此时已基本形同废纸。无论是工薪阶层还是贩夫走卒，只有一个念想：尽量把钱换成真金白银（这个行为叫做“轧金子”）。早在前一天的下午5点，心急的市民就已经在银行门口等待，到8点钟的时候，外滩居然已经人满为患，而此时距离银行开门还有整整24小时（注：开通黄金兑换业务的8家银行全部位于外滩，且相距不超过200米）！军警试图驱赶，但人越聚越多，负责在四马路、南京路等地戒严的警察反而被汹涌的人群冲散。午夜时分，天空飘起了阴冷的小雨，疲劳的人们蜷缩着身子瑟瑟发抖。清晨，上海警察局局长俞叔平带着500多名警察如临大敌地来到现场。目测至少7万人的庞大阵营，让俞局长脑中嗡的一声。果然，警察们的力量如卵击石，根本无法维护秩序。随着银行大门发出嘎吱吱的清响，仿佛一滴水滴入油锅，人群沸腾了。鞋子掉落、衣服撕裂，脾气大的已经开始互殴，甚至连一旁的警察也被殃及。银行的铁栏杆瞬间被推倒，门窗也损坏殆尽。忽然，人群里传来哀嚎：“踩死人啦！”俞叔平大叫不好，忙下令骑警出动。骑警挥舞大棒，好不容易才让救护车进入。本次事故，造成7人死亡，45人重伤。第二天，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宣布：停止黄金存兑业务。

十、【大炮弹】

1948年底，淮海战役已经尘埃落定，80万国军精锐丧失殆尽。此时，远在东北的旅大（旅顺、大连）党组织收到了一封华野最高首长陈毅、粟裕亲自签发的信件，这封信里热情洋溢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华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制造厂的大炮弹。大连制造厂的全名叫大连建新公司，是一家军工生产企业。解放战争时期的大连是一个特殊的城市。这里驻扎着苏联大兵，国军不敢来捋虎须，但民政却由我党组建的大连市政府与市委负责，被称为“特殊的解放区”。大连有日本侵略者留下的工厂200余座，既有厂房又有设备，还有几百名日本籍技术人员，开办兵工厂可说是得天独厚。1947年7月，建新公司在大连甘井子隆重开业。碍于中苏盟约，表面上是一家民办企业，华东军区委派的干部朱毅担任经理。到1948年，新建公司有员工8000多人，年产炮弹20多万发。大连生产的弹药主要供应东北、华东二战场，淮海战役期间，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从海路运到山东，再由群众推着小推车输送到战场。

十一、【愤怒的水兵】

1949年3月19日，辽宁葫芦岛海面上一片火海，9架轰炸机疯狂地倾泻着炸弹，当时中国最大的海军舰艇重庆号因受损严重而沉入大海。重庆号巡洋舰，原名“震旦”（Aurora）号，出身高贵，本服役于英国皇军海军，在二战战场上曾大显身手，没少让德国、意大利水军吃苦头。二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将该舰赠送给国民政府，改了个中国名叫重庆号。1946年11月起，先后有300多名国军海军前往英国，在异国他乡受训一年多，于1948年5月扬帆归国，8月抵达上海港。重庆号排水量5220吨，在整个国军海军中是吊打一切的存在，王牌中的王牌，这自然让蒋介石寄予厚望。1948年10月，重庆号奔赴辽沈战役前线，海军司令桂永清亲自督阵。重庆号登场惊艳，6门153毫米口径大炮轰鸣，火力之猛让塔山前线的解放军只有招架之功，据说一炮可以干掉一个排的阵地。但不知为何，重庆号只发射了20多发炮弹就草草离场了。原来舰长邓兆祥对桂永清说，重庆号离岸太近容易搁浅。这桂永清贵为海军司令，其实对海军一窍不通，自然是言听计从。他做梦也想不到，整个重庆号已被地下党渗透成了筛子。重庆号官兵在英国时，拿的是皇家海军的工资（月薪47.60美元），回国后，挣的是法币（合计不到60美分），加上国民政府搞外汇管制，水兵们好不容易攒下的英镑，都被强制换成了以秒为单位贬值的金圆券。返贫的水兵们怨声载道，而国府大官利用重庆号公然搞走私，更让他们出离愤怒。这种情况下，起义策反工作自然是水到渠成。舰长邓兆祥在国民党海军里一向不受桂永清为首的黄埔系待见，饱受排挤，所以没有一丝丝的犹豫，就决定弃暗投明了。1949年2月25日，重庆号悄悄驶离吴淞口，掉头全速北上，并在山东烟台起义。蒋介石得到消息后，急火攻心，歇斯底里地下令炸沉重庆号。最终，重庆号在狂轰滥炸下沉入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