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影节的电影很少见到「为什么中国电影节越来越多而好电影却越来越少」

伴随中国电影票房的井喷，各类电影节也逐渐多如牛毛。但与如今中国电影的每况愈下类似，连被誉为“我国奥斯卡”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也越发江河日下。

中国电影节不仅鱼龙混杂且有日薄西山之态

以金鸡奖为例，从第一届起就有盛产“双黄蛋”的传统，有一届“最佳故事片”居然还产生过“三黄蛋”，这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评选机制实在举世罕见。

这点，中国第一个国际A类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也承其衣钵。让人不免遐想：难道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影道路的一部分？

“烈日灼心”三位男主同时加冕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影帝桂冠

而并称中国四大电影节之一的长春国际电影节更是愧对以电影之名。

口号居然是：电影搭台，经贸唱戏。追求“电影文化大普及，经贸活动大丰收”，既然如此，为何不改名“长春国际贸易节”，在经贸往来的同时顺带欣赏一下两年来的优秀电影！

那么，在如此匪夷所思、模棱两可的背景下，一个电影节究竟该如何运作才能脱颖而出，继而进入良性循环，最后真正呈现一个电影节的风貌和品格。已走过11年的独立电影节——first青年影展也许能给出最好答案。

清晰的定位与日益完善的评价体系

使first青年影展独树一帜

first青年影展起先只是一个中国传媒大学校内的短片竞赛，发展至今，已能够吸引中国乃至世界电影的半壁江山前来摇旗呐喊，这与它自成立之初的清晰定位紧密相连。

十年前，影展的创始人宋文发现，为什么“最佳影片”不能是参赛影片中的最好影片，于是他与同伴想把评价体系拉回至电影本身，立志将创办的电影节发展成为新电影人的挖掘机。

这一不懈追寻也体现在first青年影展的参评规则里，参赛作品必须是电影人的前三部电影，而在中国，着力关注电影人处女作的电影节，仅此一家。

而在遴选评委阶段，first青年影展也为人称道。

评委需要深具艺术家的眼光和胸怀，在亲自观影前提下，经过无缺席集体讨论后才可拟定所有获奖名单。

2014年first青年电影展评审团主席 谢飞(导演)

但与诸多精良文艺片一样，同样像一部细水长流电影的first青年影展一路走来也步履维艰。

在时间长河淌进第八年后，该影展才与那年由它推出的现象级电影《心迷宫》一起，一战成名。

但是，在后续讨论中，有评委对first青年影展的首席执行官李子为说：《心迷宫》这个片子可惜了，世界首映应该给威尼斯，那样可以走得更远。

这话令李子为百感交集。

此后，“为雪前耻”，first青年影展开始定期安排团队去鹿特丹电影节、金马电影节学习对方的创投体系、志愿者体系与视觉体系。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后，它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系统架构。

2015年成立的“并驰实验室”，联合电影公司在保障创作者艺术表达的基础上，为青年导演提供中低成本制作的全线资源支持，推动实验作品顺利进入主流院线。

而去年，担任影展大使的陈坤，在与参展纪录片导演马莉的聊天中，萌生了与first合作成立“山下纪录片实验室”的想法。

陈坤每年出资50万，助力青年导演拍摄纪录片。讲述青少年犯罪现状的“少年”由此获得30万拍摄资金；记录一位已过耳顺之年却还要照顾年过半百智障儿子的“罗长姐”也收获了15万制作经费。该片在随后举办的“西湖纪录片节”上又斩获大奖。导演把一半奖金放回“山下纪录片实验室”，由此形成了一个流水不腐的纪录片基金。

而first影展数量庞大的志愿者团队也日益成为一张华丽名片。

在今年的影展发布会上，几百人的座位上都放着写有各自名字的瓶装矿泉水。

众多志愿者在有限条件下，甘愿承受高负荷运转，凭借自己的热情洋溢与青春逼人让first青年影展活力四射。

时至今日，first青年影展已硕果累累。

刚刚拿下第3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和最佳艺术贡献奖的《暴雪将至》就是在该影展的创投会中，牵线世纪百年影业有限公司，由此进入实际运作环节；

导演马凯花费7万元拍摄的恐怖片《中邪》已被腾讯高价收购；

张大磊的《八月》在夺得金马最佳影片后，又得以在内地院线公映。

今年的影展训练营更是邀请到世界电影大师贝拉·塔尔担任讲师……

要适者生存，但不能随波逐流

声名鹊起后，许多企业也慕名而来。有说可以在西宁找块地，建一座first青年电影大厦，当然需要按照房地产思维经营项目；也有企业愿意出钱赞助，但需要冠名以“××杯first青年电影展”；2014年，网络大电影风起云涌时，有人甚至劝说first影展改弦更张。

对所有这类“双赢”和“共享”，first青年影展皆一口回绝。

在李子为和她的团队看来，成为青年导演进入电影市场的最佳途径，让电影人在这里离电影最近，是一切资本流入的根基。

然而，谈及未来，first青年影展的主创也不讳言：长路漫漫，荆棘遍布。

而这同样也是中国电影节所面临的通病。虽然品目繁多，但至今却没有真正的电影节文化。

许多中国电影人在去过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后无不唏嘘感叹：他们惊异于，在这个以大麻和红灯区合法化著称的城市里，人们却在晨光熹微中，冒着凛冽的寒风排队买票，在电影节此后持续十天的放映中，从早到晚，十个放映厅场场爆满。

而在国内，想让更多普通观众走进电影节影院，仍旧任重而道远。毕竟，唯独文化的孕育不能拔苗助长。

而与此同时，这十年间，中国的银幕数已突破四万块，位居世界第一，而电影票房也从60亿发展至457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票仓。

在这个狂飙突进的时代里，如何使电影节不落入沉疴，不变得目光短浅、唯利是图，能够坚守内心最真实的呼唤，在浩瀚的片海中不遗余力地打捞那一抹最明媚的吉光片羽，为电影正名，还电影人尊严，才是一个专业电影节应有的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