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电影1942简介「冯小刚的滑铁卢灾难电影1942为何口碑有争议票房也滑坡」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苦难。只有当我们揭开历史的伤痕时，才能洞悉潜藏于下的不屈精神。

今年的新冠病毒疫情，给全国人民敲了一次警钟，在繁华的现代文明之下，是脆弱的社会架构。

若干年后，我们会记得这一场国家救援。但同样是天灾，1942年，中国河南发生的大饥荒，却早已泯灭在世人的记忆里了。

2011年，冯小刚取材自刘震云的同名纪实性调查体小说，拍了一部争议巨大的灾难片电影——《温故一九四二》。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出版后不久，在某个七月的下午，王朔把刘震云的这本小说交给冯小刚，说道：推荐你看刘震云的这本中篇小说，最好能拍成电影。

于是，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打磨之后，冯小刚于2012年将其搬上荧幕。

这是一部一反冯小刚喜剧风格，在上线一开始就饱受巨大争议的电影，观众中好评和差评两极分化严重。

有人称赞它还原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有人认为冯小刚纯粹是拿他来恶心人，赚烂钱；针对这两种说法，冯小刚都没做出具体回应。

但就票房来看，冯小刚只是堪堪收回了成本。

老一辈的河南人里有一句顺口溜，叫：水旱蝗汤，河南四荒。

前三者指的是水灾旱灾蝗灾，而最后一个却指的是一个人：抗战期间，时任河南最高军事指挥官——汤恩伯。

所谓的“汤”就是说汤恩伯上任后，进行了刮地三尺的敛财，如同害虫般祸害乡里，而一九四二的故事，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1942年的中国大半国土早已沦丧，日军大举进犯河南，恰逢当年大旱，旱灾过后又是蝗灾，庄家颗粒无收。

逼急了的农民闯入老东家范殿元家里吃大户，迫于战争压力，没了粮的地主范殿元赶着马车，装好仅剩的口粮，携家带口的加入了逃荒的人群之中......

三个月后，经历了艰难险阻的范殿元终于逃到了潼关，可粮食没了，马车没了，连亲人也没了，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

于是，范殿元停下了脚步，决定不再逃荒，他开始往回走，不想活了，只想死的离家近点。在一条荒路上，捡到一个喊了他声爷爷的小女孩，电影走向终结。

剧情很简单，没有太多的弯弯绕，以白描的手法平铺直叙。冯小刚力图还原一个血淋淋的事实，但在人物刻画上，却选择了循序渐进的方式逐层推进思想深度。

老东家范殿元，旧时的地主代表人物，住在有家丁护院的堡垒里，但当受灾的农民叩开范殿元家大门的那一刹那起，就预示着社会秩序的摇摇欲坠。

天灾之下，传统的阶级壁垒如同窗户纸般一捅就破，为了活命，底层要拉着上层一起下水。

在被洗劫之后，范殿元携家带口加入了难民的队伍，往日高高在上的地主形象不复存在，社会秩序完全崩塌。

而这，却才是绝望的第一步。

在向灾民传教的天主教士安西满，原来自信满满地前往人群中，怀着改变一切的心态而来。

他用一块饼收买瞎鹿让他拉二胡，为死者做弥撒，宣扬天主教，却在一场日本人的轰炸之中险些送命。

失落中他回到了教堂，却发现被改变的只有他自己。没错，信仰崩溃了，灾荒面前，信仰不能当饭吃，更不能让人活下去。

随着剧情的推进，卖儿卖女的场景开始出现。为了换生路，地主女儿星星把自己卖给了谎称被服厂的青楼。

史书上三言两语写就的“岁大饥，人相食”的场面，出现在了白修德的照片之中，这代表着中国人最看重的天理人伦的崩溃。

经济基础的丧失致使了社会上层建筑的全面崩塌，困苦的灾民，一点点泯灭着最后的希望。

“老哥，山西还有活路吗？”“山西有活路，可我没有活路了。”范殿元绝望地往回走，从精神上早已失去了刚上路时“给我十年，我还是地主”的斗志。

一千万河南灾民，不是个小数目，难道所有人都不闻不问吗？

显然不是。影片中，除了老东家逃荒的一条线索之外，还有上层的一条线索。可我们却看到了什么？

河南省长李培基找到第一战区司令官蒋鼎文，希望他减免三千万担粮食的军粮税负，但蒋鼎文说“灾民饿死了，这个地方还属于中国，要是当兵的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

蒋鼎文说的话乍一听的确很有道理，但他却将军队和人民对立了开来，军队到底是为谁打仗？是为中国人打仗，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但蒋鼎文毕竟只是军人不是政客，蒋介石下的命令，他只能遵守。

李培基无奈，只好前往重庆见蒋介石，蒋介石邀李培基一起共进早餐。

刚坐下，陈布雷就前来汇报情报，从斯大林格勒讲到开罗会议，从蒙哥马利说到罗斯福，一下子就把李培基吓住了，按李培基的原话说“他们说的哪一件事都比我这要大。”

早饭还没吃完，蒋介石就登上了前往印度的飞机，无法插嘴的李培基只好把灾情资料呈报给陈布雷，让他择日汇报。

大敌当前，蒋介石作为中国最高统帅，不可否认的确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战争的成败决定着民族的命运。

诚然物资匮乏，军需紧张，但他一味地想要粉饰太平而非积极救灾的态度，着实让人愤懑不已。

一方面我们看到，直到白修德的照片洗出来刊登上美国《时代周刊》，蒋介石才开始被动地发放救灾粮。

然后，不疼不痒地抓了几个贪污犯枪毙了，做给灾民看，做给外国媒体看，表明政府在“积极地”救灾。

另一方面，为了迎接美国总统特使，蒋介石发动重庆市民，连夜赶制中美国旗，冒着日军轰炸的危险对美国人夹道欢迎，想借此捞一把自己的面子。

但里子都没了，还想要面子？到底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罢了。

1942年豫中会战，日军区区五万军队把蒋鼎文四十万大军打地大败而归，纸是包不住火的，蒋介石政府终究还是腐败到了头顶。

“培基，河南到底死了多少人？”

“政府统计，一千零六十二人。”

“那实际呐？”

“大约，三百万人。”

蒋介石和李培基的最后一段对话，道出了河南受灾的实际境况。

当灾荒来临，最后一点希望消失之后，曾经联系万千人的纽带消失了，民族意识不再存在，无力组织的国民政府，恰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

1945年，日军败了。不到四年的功夫，蒋介石溃败至台湾。如同秋风扫落叶一样，输得干干净净。

或许他至死都不明白，为什么昔日的星星之火，可以成为燎原之势。

他甚至都没有一个美国人看得清楚——二战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说：“国民政府里哈弗，耶鲁出来的高材生甚至比美国政府都多，但他们完全不了解中国的人民。”

简言之，当时的国府高层自蒋介石起，与底层民众完全割裂开了。

他们不知道底层在想什么，要什么，甚至不顾底层的死活；在民心向背之下，自然就成为了历史的匆匆过客。

1942是个距今并不遥远的时代，大家往上细数三代，绝大多数都是和范殿元一样的地道农民，而中国人彻底吃饱饭距今也只有三十年的历史。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又发生了多少类似1942年的天灾人祸？我们不得而知。

有的是连篇累牍的史料记载，而有的却只有“大饥，人相食”的寥寥数语。

但当我们回眸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不要忘记，如果没有先辈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