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里的纳粹咋都是性变态「电影里的纳粹咋都是性变态」

这完全是历史谬误，纳粹主义并非由一群20世纪的色情狂创造的，而是众多可以想象到的阴险的、无聊的、令人作呕的小资产阶级创造的。

——《反怀旧》米歇尔·福柯

众所周知，法西斯主义与法西斯政权在20世纪给整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与惨痛回忆，而电影艺术也对这一人类历史浩劫进行了形式多样的再现。通过电影再现、历史记载等方式，让那些后来者、非亲身经历的人们以此借鉴，让反战、反殖民成为主流意识，让和平发展成为世界主题。

回溯关于二战、纳粹的电影，我们发现有一种书写形式，成为了主流的、反复被生产、反复出现在关于纳粹的电影中，甚至成为了后来者对纳粹的刻板认知。

说说荧幕上几位残暴先生

有这样的一部电影，它是IMDBTOP250永远的前十，是所有人关于二战电影的最大公约数，这就是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辛德勒的名单》。在影片中我们看到辛德勒作为为纳粹服务的德国商人（严格来说是纳粹党员），如何转变成为犹太人的救星。

而作为一个英雄人物，与辛德勒的善良对立的，则是戈斯上尉的变态与残暴。他以一个完全反社会的人格行事，在天台随意枪杀劳作的犹太人，因为浴缸没洗干净便打死一个孩子。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一个身边的犹太女仆产生了爱意，由此开始怀疑“犹太人是否是人”。阿莫·戈斯绝对是影史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残暴纳粹军官。

二战始作俑者阿道夫·希特勒在电影银幕上也被演绎了无数遍，以写实著称的德国电影《帝国的毁灭》中，布鲁诺·甘茨扮演元首这一角色，其精湛的演技获得了观众的高度认可，逼真、纪实也成为了这部作品的特点。更为有趣的是，在电影桥段中“元首的愤怒”在中文互联网上，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亚文化，被视频作者拿来制造了各种有趣的恶搞。

这部电影描述了希特勒最后的12天。在电影中，我们能看到一个年近六十的老人，在自己一生的追求破灭前，从愤怒（责备史坦纳没有发起进攻）到否定（觉得还可以东山再起），从沮丧（惋惜自己的第三帝国不能延续）到绝望（狼堡自杀）。似乎除了他是极端的法西斯头子外，又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这个孤独无助的倔老头似乎比希姆莱、比戈培尔等更有点人情味，而这一切建立在柏林几乎动员了所有人，包括没有任何作战能力的小孩和老人在殊死顽抗，将平民拖入毫无意义的反抗中。

而在中国关于二战的电影中，《红樱桃》是不得不提到的。电影中的红色孤儿楚楚，在被德军抓获后，受到了非人的凌辱——在孩子的后背纹上了纳粹的标志并供人展览。

而这桩惨剧的制造者迪特里希将军，是一个疯狂的纹身艺术家，他对秩序天然的崇拜，有着高超的纹身艺术，同时是一个“修养”极高的人，弹钢琴社交等从来都是标准的上流做派。而当战败消息传来，这位将军将楚楚作为“艺术品”放逐在寒冷的郊野，自己在万字旗下吞枪自尽。

意大利电影《午夜守门人》似乎是最早将这种性爱化的、心理变态的人物设定放在纳粹角色的电影。故事的主角马克斯来在战后还要蹲点暗杀集中营的证人，在集中营时将女主角露琪亚进行非人的性虐待。而在阴差阳错下，两人在战后相遇，产生的情欲，最终二人死在了纳粹同伴的枪口下。

还有许多其它纳粹的形象在荧幕中，他们优雅、精英但又有着鲜明的心理变态倾向的个人。而这种特别化的、个人化的表达，成功地给大众塑造了纳粹、法西斯印象。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历史的曲解与误读，是一种障眼法式的再现与再传播。

“冷战”时期的德国与纳粹

新的对立续写旧的斗争

二战结束后，紧接着就开始了对轴心国的清算与新的世界架构的建立。而与此同时慢慢展开的，是两个世界的对立，即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欧洲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德国因为占领区一分为二。“冷战”成为了二战后新的世界格局。

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开足马力，在社会、文化、军事等各个层面展开竞赛，而这一时期，苏联电影受卫国战争影响，拍摄了一大批如《伟大的转折》《斯大林格勒》之类的电影，而好莱坞电影也贡献了《卡萨布兰卡》等反映二战的作品。

但颇为有趣的是，冷战使得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斗争全面开始，各自阵营都在以各自的形式，讲述如何英勇抵抗，为了人类正义事业流血牺牲等等。我们很难从中翻找到关于犹太屠杀、关于奥斯维辛的叙述。而此时纳粹的形象，是单纯的敌人形象，是我方士兵剑尖所指的“他者”。

纽伦堡审判后，世界的分歧大于共识，而真正开始围绕纳粹、奥斯维辛、种族屠杀等题材进行大批量电影生产，却是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开始，大批优秀的、广为人知的电影也是在这一时期制作的。

“后冷战”时代的纳粹形象

新的历史书写与历史筛选

文章开头提到的非常典型的电影作品，便是这一时期大规模出现的。而在冷战刚刚结束这个时间点上，便显得耐人寻味。冷战的结束也是西方自由世界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文化清算的开始。

在“清算”行动中，反法西斯战争、纳粹暴行成为最容易入手的部分。在上述电影的表达中，我们首先看到，那些纳粹形象已经被高度“形象化”，从千千万万的历史存在，演化成了一个个具体的人，有着可怕欲望与变态心理的人。

这样的表达，既能将纳粹具象表达，把主角从成千上万纳粹党中抽离出来，让后人只能联想到一个个面目狰狞、思想疯狂的个人，似乎，这样的人与我们身边的疯子、极端者也无太大区别。但在这些故事讲述中，抗争主体早已潜移默化地转变，使冷战的失败者成为模糊的后景。

因为我们从这些主流的电影中无法获知，除600万犹太人被屠杀，还有接近400-500万人是苏军战俘、同性恋者、吉普赛人和波兰平民。

我们从这些主流的电影中很难判断出，这些所谓野心家、变态和狂徒，实际上是曾经德国普通的大学生、牙医、工人、小公务员。我们无法获知他们因何一夜之间成为了杀人狂。

我们也很难想象，在电影表现种族屠杀时，那些登记造册的、搬运尸体的、烧锅炉打水的德国士兵，他们无比冷静与淡然，因为他们在完成任务，而非像电影主角那样，有着特别的心理性质。

这些电影用极为精致的手法塑造了特点鲜明的“人格奇观”，通过这些角色的标签化，将“法西斯”从一个极端主义的复杂背景中抽离出来，屏蔽了背后的那个真实存在的邪恶。

这类作品的大量存在，是后冷战时代，资本主义为拓展全球文化市场和意识形态而建立的最大公约数。

我们能看到最粗浅的原因：犹太复国成功和好莱坞的犹太上层建筑在此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讲述纳粹大屠杀、讲述犹太人在二十世纪的悲惨遭遇，可以博得更多人对犹太民族的同情。

而在战后的原轴心国几乎全部加入了资本主义阵营，苏联的倒下让资本主义阵营联系更加紧密。所以势必要将德意纳粹、日本军国主义等历史清算从如今的政治格局中剥离出来，甩掉不必要的历史包袱。

更深层次来讲法西斯主义这一政治思潮是从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战争（一战）的土壤中成长与壮大的，势必要将这盆脏水扣给所有人。

巧合的是，这一时期的二战电影中，我们能看到被侵略人民自觉的抵抗和苏联的巨大付出成为了边角料和背景板，而在电影《窃听风暴》中，所描绘出的民主德国（社会主义阵营）是一个独裁且极端压抑的政权，某些话术和形象已经开始偏向党卫军。

而文中未提到的几部关于中国战场的电影，似乎也接受这一叙述方式，在反战反法西斯的大旗帜下，有着弹钢琴的杀人狂日军、有着救民于水火的纳粹党员等等。

我不反对反派中有个别好人，但我失望于这种叙述成为了接受面最广的主流。

很重要的一点是，某种狭隘的意义上，历史并不是指发生了什么，而是指发生了什么后，被人们记载和传播的，成为了历史。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少数派的电影成为弥补这一主流叙述中缺陷的反思。

德国导演朱利奥·里奇尔利《缄默的迷宫》，从年青一代德国人的视角出发，刨祖坟似的要将没有被审判的纳粹绳之以法，而战后德国人对战争闭口不谈、年青一代对战争的遗忘，交织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

电影深刻揭示了一个现象，那些曾经在集中营里的冷血杀人机器，在战后成为了一个个待人友善、普普通通的小人物，而奥斯维辛的历史，早已把人类的温情与善良埋葬。

再如电影《索尔之子》用极其克制与平静的手法，来呈现一个个体，对生命和希望的赞颂。我们目睹了一个不知名的生命凋亡，也共同与其完成了对他的敬畏与沉默，而非像主流叙中为了博得同情与泪水，将人物夸张化、情节化。

在全球化浪潮和西方话语为主导的大背景下，我觉得要警惕这类选择性的记忆与叙述。选择意味着历史分割和被遗忘，而遗忘，是对历史的背叛。

纳粹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清洁女工，他们拿着扫帚和抹布试图把社会中他们认为不卫生的、满是灰尘的、肮脏的东西清除掉，梅毒病人、同性恋、犹太人、血统不纯的人、黑人以及精神病人都包括在内。正是腐朽的小资产阶级对种族卫生的幻想支撑着纳粹的梦想，其中不关色情什么事儿。

——《反怀旧》米歇尔·福柯

作 者

鱼 曼

野生导演，过山车试飞员

安全行驶一万公里纪录保持者

资深创业受害人

主编：栗子

排版：佳雯

“voice visual”，记录闪现的弧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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