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影像纪录片「家庭影集或人类共同记忆」

私人的家庭故事是否可以放在大银幕上公之于众?似乎这本来并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影视剧中宣称是自己家庭的“真实的故事”比比皆是。观众对此是心照不宣的，因为知道这是在演戏，所以就算被感动得稀里哗啦，也不会去深究它的“真实性”。但我们或许可以思考，如果观众喜欢看这类题材，是因为可以满足窥探欲，尤其是对于邻居家长里短的好奇心的话，那么对于电影作者来说又是为什么要把自己家里的事情拍给别人看呢?——这里指的不是在社交媒体展示自己家庭如何美满、如何岁月静好、人生赢家的“凡尔赛体”，而是其反面——毕竟有些私人化的东西，哪怕您自己不以为意，展示出来了观众还会觉得冒犯呐——“家丑不可外扬”是不分中外的。

私人故事中的“人类共同情感”

塔尔科夫斯基在决定拍《镜子》之前，特地把离异多年的父母请到家里，想不到父母都强烈反对，因为作为当事人，把这么真实的情感放到电影院里，并不是多么光彩的事。甚至塔尔科夫斯基的摄影师瓦季姆·尤索夫都因为剧本中“赤裸裸的自传性”而拒绝拍摄。但塔尔科夫斯基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几经修改，最终成就了一部经典。因为他对于电影中的“真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说：“电影的假定性在于，电影形象只能通过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听到的真实，通过自然的形式来实现。影像务必要自然不做作。提到自然，我指的不是字面上的自然主义，而是强调电影形象的形式感性接受的特点。”他要传达的，是一种“人类共同情感”。

简单地理解，它很接近中国古典美学中提到的“通感”：用视觉和听觉语言，带给观众心理上的情感感受。比如对母亲的爱、惋惜、追念等。

世界影坛中，学习或模仿塔尔科夫斯基者大有人在，但成功者屈指可数。最近，葡萄牙导演卡特琳娜·瓦斯康塞罗斯入围2020年柏林电影节“遇见”单元最佳影片的《鸟类变形记》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导演在影像层面上可以说“活学活用”了塔尔科夫斯基，或许还有部分的安哲罗普洛斯。她的成功，正在于人类共同情感的表达方式。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葡萄牙电影还比较陌生。但和欧洲大多数国家一样，葡萄牙有着自己强大的艺术电影传统，例如前几年以108岁高寿去世的曼努埃尔·奥利维拉。卡特琳娜·瓦斯康塞罗斯并不算“横空出世”，但她的确吹来了一阵清新的风，虽然是小清新，但也可喜。

《鸟类变形记》是难以归类的电影，它不是故事片，也不是纪录片，它正是一本“家庭影集”。确切地说，是导演祖父、祖母和父辈的影集。客观地说，从故事层面看，这部电影是不够有故事性的，这正是因为它过于私人化：祖父祖母年轻时一见钟情，相继生下六个孩子，祖父因为是海员，常年在大海上漂泊，祖母在老房子里将六个孩子带大，后来57岁去世，祖父也逐渐老去，孩子们通过记忆和怀念将他们永远铭记在心的故事。虽然讲的是“父母爱情”，却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情节，一切都非常平淡，请问，谁会对这些普通人的流水账感兴趣呢?

或许我们应当先了解一下“历史背景”：虽然这是一本“家庭影集”，也能看得出来导演有点类似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那样，意图通过家庭故事折射出一段特殊岁月，即萨拉查独裁时期。安东尼奥·萨拉查任葡萄牙总理达36年之久(1932-1968)，是一个历史评价相当复杂的政治家，既被看作“葡萄牙法西斯”，又被看作“伟大人物”。影片中反映的历史时间基本上就是他的统治时期。因此可以理解影片中所流露的些许压抑气息，毕竟那也是一段抗争的历史，起义、抗议此起彼伏，葡萄牙的非洲殖民地也岌岌可危，最后纷纷宣布独立，影片中通过祖父从非洲带回的邮票讽刺了这一点。只不过导演仅仅是将其设为一个历史背景，她要传达的东西是清晰的，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亲人之间的情感纽带、父母同子女之间传递、流淌的爱都是伟大而永恒、值得铭记的。这当然没错——这种普世价值观可谓放四海而皆准，这显然不能构成影片的新意。

视与听中的“追忆逝水年华”

那么，视听语言呢?或许这部电影的“听”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太密集了，简直聒噪。导演亲自撰写了散文诗一般的电影剧本(没有任何对白)，然后让祖父(恩里克)的六个子女轮流念属于自己的内心独白部分(祖父则是读给祖母的信)。公允地讲，剧本颇具文学性，能看(听)得出来导演是南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拥趸。也正是通过这些“念稿”我们明白了主要情节，也搞懂了为什么这部电影叫做《鸟类变形记》——子女就是鸟儿，父母就是大树，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类似的意思，不过大树指的是祖母，因为祖父一直漂流在海上。是祖母(贝阿特丽丝)以及女佣(祖尔米拉)给鸟儿们树荫庇护，给鸟儿们喂食，而一旦大树倾倒，鸟儿们就得自己去寻找活路。这也是为什么大儿子雅辛托想摆脱重力，像鸟类一样生活的原因。甚至祖父最后也叫了一声“母亲”，因为在这种关系里他也好像是被照顾的大儿子一样。如果说这部影片也是献给母亲的颂歌，可能也没什么不妥。

那么，这些画外音真的是太多了吗?在这种电影里，关键难道不是如何处理声音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吗?这部影片最大的优点就是图像非常有力度，声音和图像形成了一种“复调”：两个不同感官同时奏响了一个追忆逝水年华的乐章。对于中文观众来说，可能葡萄牙语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听起来像没完没了的闲扯。但如果我们留心语言的意思的话，就会发现它和画面的配合完全具有不同的功能，不是“看图说话”。这部影片的形式让我想起法国电影大师克里斯·马凯的一些作品，特别是《堤》，也是哲思散文式的画外音念白，图像是现代艺术的形式，比如拼贴、照片、插入纪录片等，似乎有一种错位感，但这种错位感却给观众带来了心理上的双重感受。

《鸟类变形记》的图像非常丰富，就像现代装置艺术一样，且不断变换“看”的视角，非常具有层次性，同时又简单明了，传递出作者的信息。从“看”的内容分，一类是“看风景”，风景、绿植、鸟类、大海;一类是“看图像”，包括各种油画、照片、类似油画的构图;一类是“照镜子”，各种各样的镜子，圆的、方的、树丛间的、海上的。但是，这些“看”其实都不复杂，最有效的一点是，这些不同的层次有效地达成了观众心理上的“通感”。举个简单的例子，电影要如何让我们“看见”对往日时光的追溯?导演用镜子里微微被风吹过的窗帘，打开客厅的灯时瞥见的家族老照片，在布艺沙发上轻轻移动的阳光，共同达成了这种微妙的感受。

“隐秘的生活”是对死亡的回应

“看”不是乱看。导演显然让每一帧画面都有其功能。“圣露西的眼睛”是统摄整部影片的“看”——这个圣徒(即桑塔·露其亚)以自己的眼睛为代价做了献祭，她的“看”是一种庇护，隐秘的精神生活的庇护。影片开头的两幅油画——西班牙画家索罗拉描绘的自己妻子和刚刚降生的女儿，以及尼德兰画家彼得·勃鲁盖尔的名画《乡间婚宴》，无疑传递的是家庭、大地、根的这些相关的价值观念(如果我们想想塔尔科夫斯基为什么要在《飞向太空》中，让我们在宇宙空间站里凝视老勃鲁盖尔的《冬日猎人》就会明白这一点的)。恩里克的“在海上”实际上就是在另一种“空间站”——脱离了大地，因而更感到“家”的向心力。而女佣祖尔米拉准备水果的构图又无疑带有卡拉瓦乔的风格，那是一种对生活富足感的描绘。

同时我们或许可以认为，“隐秘的生活”是对死亡的回应。影片中植物都有其不朽的生活，大自然是“万物有灵”的。母亲去了哪里?我们都将去哪里?从植物得到启示，要扎根大地，要直立生长，从鸟儿的死亡、给鸟儿的葬礼建立对死亡的认知。那些花开的镜头不是科教片意义的，和那些野蛮生长的绿植一样，是关于生命的绽放。我们的生命结束了，但我们并不会终结，而是会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存在——比如在影片中，母亲化为一棵树。而这些感知，正是通过导演丰富的图像手段建立的。坦率地说，这部影片带给我们的情感体验没有像《镜子》那么深沉，但依然不失为一部值得回味的佳作。

黑择明

什么软件可以不用上网做家庭影集,可以配音

比较常用的就是premiere 绘声绘影 powerpoint等，这些都能进行配音。

档案-我们共同的记忆主题征文?

　　导语：为吸引更多人关注档案、走近档案，增强档案意识，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档案工作的良好氛围，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局关于开展2017年“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的工作安排，《广西档案》编辑部决定开展“档案——我们共同的记忆”征文活动，我整理了其范文，欢迎参考。

　　篇一：档案——我们共同的记忆主题征文

　　《二十四载真情寄兰台》

　　时光匆匆，不知不觉中我走进兰台这个大家庭已经整整24个春秋，从最初对档案工作陌生到逐步了解、熟悉、继而热爱，从开始扎根基层档案室，到如今肩负区级档案馆的业务工作，我一步步蜕变着自己职业生涯，收获着档案带给我的充实与快乐。

　　记得1990年7月，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我怀着美好的憧憬有幸被分配到株洲市环卫处档案室工作，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档案工作者，从此与档案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当时处档案室正面临达标升级，我作为一名新手，在老同志的指导下开始对档案进行分类、组卷、拟写标题、编目，逐渐掌握了档案整理工作的一整套流程，看着一本本经过自己整理清秀的案卷整整齐齐排列在柜架里，我感到由衷的欣慰，档案充分利用时，我心中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日复一日，我渐渐喜欢这份平淡、单调、繁琐的工作，并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好这项工作。

　　2003年3月，我被调到区城管局办公室从事文秘档案工作，上班后还没有来得及熟悉新的工作环境，局领导就郑重地要求我尽快做好局综合档案室晋升省二级的达标工作，当时区城管局已成立4年，但档案工作还没有起步，空荡荡的档案室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杂乱无章的文件材料堆积如山。接到任务后，我只要一有空闲，就一个人关起门钻进文件堆里，连续3个月牺牲中午和周末的休息时间，全力以赴做好各项迎检工作，建立《档案借阅登记表》等10种台账，编制归档文件目录、文号索引、人物专题索引、人物专题目录等多种检索工具，编写大事记、组织沿革、全宗介绍等编研资料，经过3个月的努力，62册案卷整齐划一地摆放在档案柜里,一举顺利通过评估定级。

　　2006年，我被抽调到区档案馆，正值新馆刚刚落成，为了实现馆藏档案的安全搬迁，我与同事们加班加点奋战，仅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12000卷案卷的打捆、搬运、上架工作，并对72个全宗单位、30多种门类的档案以及4200册图书资料进行全面摸底、统计造册、完善检索，使档案馆工作迅速走上正轨。

　　最难忘的是2012年区档案馆创建国家二级馆的那段经历，为了打赢这场史无前例的硬仗，在局长的亲自挂帅下，我与同事们迎难而上，没日没夜地一心扑在创建工作中，接收66个全宗单位近10年的2905卷档案，对馆内84个全宗23613卷(盒)档案进行了全面规范整理、输人目录、消毒上架、规范排列，更换案卷盒1.28万个，修复档案1656页，输人各种门类档案的案卷目录14793条，输人各门类档案卷内目录204881条，扫描档案69715件，扫描117630页，完善各种统计台帐，在全局(馆)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区档案馆面貌焕然一新，呈现馆藏丰富、门类齐全、结构合理、整理规范、排放有序、检索快捷、管理科学的工作特色，最终圆满摘得国家二级档案馆的桂冠。

　　近年来，我严格按照档案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一丝不苟地做好全区档案的接收、保管、整理编目、利用、统计、鉴定、安全和业务指导等工作，针对基层档案员变动频繁，我不厌其繁地对档案员进行培训，从分类、整理、装订、录人等基础工作着手，手把手地给基层档案员示范，传授档案整理操作流程，有效提高基层档案员的实际操作能力，基层档案员有什么业务上的疑惑，我总是耐心细致地给予解答。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是人类记忆守护神，档案的价值在于利用，每当有利用者调阅案卷时，我总是热情接待，不厌其烦地帮他们查找，想方设法地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力求让他们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服务功能是档案生命力所在，如何将“死档案”化为“活资料”，有效释放档案“新能量”，我在做好档案接收、保管、提供利用的日常工作的同时，与同事们一起充分挖掘档案的内在价值，利用档案编写编研材料，主动为社会服务，近年我除了编写大事记、组织沿革、全宗说明外，还参与编纂《株洲市南区志》和《中共株洲市芦淞区党史正本》，每年独立编撰《株洲年鉴》、《湖南年鉴》、《株洲市党委工作纪事》、《湖南省党委工作纪事》芦淞版。

　　这些年，缘于对档案工作的执着和热爱，我不断地在干中学，学中干，努力做到边干边学边提高。一方面在工作实践中虚心向前辈学习，勤于向市档案局专家请教，积极参加省市区档案业务培训;另一方面加强自学，2002年取得湘潭大学档案学专业自考本科文凭，2010年获评副研究馆员并被聘用。撰写多篇论文在《档案时空》杂志上发表并获奖。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作为一名普通的档案人，今天我所取得的点点滴滴的成绩和进步，都离不开领导的关心和培养，对此我满怀感恩之心。24年的默默耕耘使我深刻认识到档案承载历史的神圣使命，深深体会到档案工作的艰苦和欢乐，如今档案已成为我生活、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为找到了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而深感庆幸，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我愿继续不懈地奋斗、追求，将毕生的光和热都奉献给所钟爱的兰台事业。

　　篇二：档案——我们共同的记忆主题征文

　　《刻在石壁上的档案》

　　历史学家称档案是“没有掺过水的史料”，它比其他资料来源可靠。在众人眼中，档案都是书写在文本上的文字资料，但在株洲县却有一处独特的“档案”——摩崖石刻。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文字资料是刻画在石碑上和墓碑上。为了保护好这件“活档案”，文物部门已经把它作为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保护。

　　摩崖石刻处在一片郁郁葱葱的山崖上，周围绿树掩映，裸露的花岗岩石壁上赫然写着14个笔力遒劲、端庄俊逸的阴刻楷书，右书“元又配刘刘坟在上”，左书“夫主易仕俊刊”。据史料记载，这是清代嘉庆年间进士训导易仕俊为其原配、继配合冢所立。训导一职在清朝的文职官位中约为从七品，主要负责教育方面的事务，辅佐地方知府。按现在的说法，相当副县级干部呢。摩崖石刻墓碑与其墓冢相距60余米，中间隔一口小山塘。摩崖石刻墓碑保存较好，字迹清晰。原墓葬规模较大，后来当地村民将墓前建筑拆除，兴修水利，墓冢被盗，不复存在，留下一对汉白玉石的墓志铭。墓志铭上的字属于阴刻楷书，每行18个字，一块有18行，另一块12行，约400余字，记载了易仕俊原为山西太原人氏，因避祸乱来到醴陵(今株洲县)，在此地行善举，建桥梁，修文庙，造书院，为当地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墓志铭详细介绍了易仕俊的家事生平，可以说是一篇盖棺定论的总结。这处刻在石碑上的专属档案，对研究当地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南阳桥摩崖石刻的存在证明了档案文化的多元化，它呈现出独有的特点。这类档案不易被破坏，像纸质档案的话可能由于年代久远，纸张容易泛黄脆裂，保存条件不好的话还容易被虫类破坏和因环境潮湿而腐烂。但它和纸质档案一样是信息的资源，立体的反应了当时历史的真实记录，为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我是一名文物工作者，涉足于档案管理是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我接触到的档案多数是实物，与其他单纯纸质档案有很大的区别，就像我所说的摩崖石刻吧，从文物的角度来看，这算是馆藏文物。诚然，文物和档案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保管馆藏文物方面的一些方法是可以应用到一般档案中的。我以为。

　　刻在石壁上的档案，留给我沉甸甸的思考。档案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传承、保护、利用和开发好这些资源，是档案不朽的主题。

　　篇三：档案——我们共同的记忆主题征文

　　《我与档案工作的未了情》

　　大学毕业后的前17年中，我所从事的所有工作都与档案工作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因此，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有过从事档案工作的人生规划。然而，造物弄人，8年前，我所在的校区整体搬迁到株洲，人事安排进行大调整，恰逢两位老档案相继退休，领导认为我是女性，思维细腻而缜密，又是中共党员，从事学生思想政治课教学多年，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从此我开始与档案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院作为一所具有56年办学历史、各类在校学生上万人的高职学院，其档案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坦率地说，从正干得顺风顺水的教学岗位转行去从事一无所知的档案工作，我十二分的`不乐意、不情愿，然而，领导的一句“你是去从事档案工作的唯一合适人选”，我无语，谁叫我是中共党员，只好服从组织安排。

　　8年来，从我对档案工作几乎一无所知，到现在能熟练地查找文书档案、教学档案、基建档案、设备档案、会计档案、照片档案、实物档案等各门类档案;能科学、规范地对各门类的档案资料进行分类、鉴定、整理、归档、上架;能熟悉档案工作的日常管理和常规管理，根据工作需要进行档案编研资料的编纂。总之，工作能独当一面，能全面而出色地完成我院的档案工作。

　　这些年来，我的心路历程有反复、也有磨合，有因工作枯燥乏味、重复繁琐而多次想中途放弃的念头;也有因档案工作不被领导重视和同事理解而想重返教学岗位的想法。但当看到许多档案利用者满意的笑容和部分档案利用者因找不到事关他们切身利益的佐证材料而失望的眼神，看到档案前辈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一日的对档案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精神，他们对档案工作的痴爱、敬业，深深地震撼着我的灵魂。

　　8年兰台生涯，为了不辜负领导的重托，为了使档案工作不拖学院工作的后腿，我在资金不足、设备落后、场地狭小的条件下，煞费苦心、殚精竭虑、皓首穷经、无怨无悔。经我整理归档的文书档案、教学档案、基建档案、设备档案、会计档案、照片档案、实物档案等已有成千上百卷;每年学院的大事记、组织沿革、发文汇编、利用汇编、基础数据汇编等编研资料整齐有序。我从事的档案工作为学院的人才培养工作水平优秀评估、党建合格评估、文明高校评估、五十年校庆、创示范性骨干院校、就业创业示范校、校志编写、学生迁户口和晋职晋升等等提供了大量的支撑佐证材料，得到了利用者们的高度肯定，这无疑是对我的最大慰藉。

　　多年的高校档案工作实践，我有逐步感受到高校档案是国家重要的信息资源，是高校各项工作的真实历史记录，是广大教职工在教学、科研、管理等各项活动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高校办学历史和办学特色的积累和沉淀。档案员是平凡的，但档案工作是神圣的。

　　2009年本人荣获湖南省档案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多次荣获株洲市档案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从2007年至今我所组的案卷在株洲市档案局组织的年检年审中都能获得优秀好评，组织上给我的这些个人和集体荣誉，使我坚定了做一名兰台人的决心和信心。原来，档案员是平凡的，但不是平庸的。加强高校档案工作是大势所趋，也是落实高校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今天我可以自豪的说，已经不会后悔8年前的选择，并坚信在平凡的岗位上一样能绽放出精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