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的世界「残雪的一次入世」

文|王彦入 编辑丨陶若谷

晚餐陆续端上桌。残雪觉得少了点什么，取来手机，摆在手边。她听说，如若获奖，作家会提前半小时接到来自瑞典的电话。她得保证手机留在视野范围内。

六点半一过，手机还没动静，她知道没戏了。“吃饭吃饭”，她对饭桌另一头的丈夫鲁庸说，语气平静。她快67岁了，吃得简单，少许馒头，一点点面条。

她依然好奇谁会得奖，打开电脑，调到直播视频，边吃边等。北京时间10月10日19时，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马茨·马尔姆宣布，2018年、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分别授予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和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

手机屏幕亮了。

号码归属地不是瑞典，是昆明，作家陈鹏打来的。半个月前，赔率榜新闻一出，陈鹏第一时间给她发了封邮件，“等你的好消息，希望你可以拿奖”，他们相识多年，他欣赏残雪，预估她有百分之七八十的获奖机会，还特意买了瓶红酒，准备开奖之夜庆祝。

红酒没开成。“我下午就跟我爱人说，我打不过那个托卡尔丘克。这个结果我早就料到了。他们不会那么快就给我（诺奖）的。” 她在电话那头笑得很开心，听不出半点失落，“我国内的书，全卖光了，国内的影响力，一下子也出来了。”

这是意外惊喜，是她三十多年文学生涯的一次转机。

三十多年前，她初入文坛就创造了自己的乌托邦。文风怪诞而深晦，行事特立独行，对文坛有一套严厉到近乎刻薄的审视标准，因此长时间被屏蔽在主流之外。纯文学日渐没落，她却从未搁下手中的笔，一头扎进潜意识这个人性的深层海洋，发动她的创造力，作品被译成日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但鲜少被关注，直至此次诺奖赔率风波，她终于站回舞台中央，告诉大家，残雪一直在，只是世人不去注意罢了。

残雪。受访者供图

“哎哟，我乐得不得了”

残雪自己留意到那条消息。她有浏览英文网站的习惯，9月28日下午，一家英国网站刊登了赔率榜新闻，她点了进去。随后，她给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陈小真发去一则电邮：“小真，我又进入博彩公司赔率榜了，排第三，2011年进过一次，虽然我认为没希望，但这是很好的宣传。”

那是周末，陈小真没能第一时间查收邮件。直到周一上午，他坐在五楼的办公室，从社领导的朋友圈看到了此事。他立刻转发。

此时，消息还在小圈子打转，直至一周后的10月6日，残雪家乡的自媒体发了一篇文章《衡阳女作家残雪，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尽管“诺奖提名”说法不规范，但消息就此传开，先是中文作家圈，然后是朋友圈，残雪的名字突然席卷全网。

陈小真很快接到市场部电话，“小真，残雪的书，是不是再快点能出啊······” 购书平台上，她的作品被抢购一空，出版社不得不紧急加印，开启预售模式。做她编辑近十年，陈小真从未见过这种景象。过去，每本书的销量保持在四五千上下，这次，所有书加起来，销量有四五十万，比过去三十年总和还多。

残雪也觉察到变化。

那几日，涌入的电话增多。网上，先是当当、淘宝，然后是京东，残雪在售书籍陆续显示“售罄”，“我就高兴死了”，残雪毫不掩饰对销量的重视，“我就是为读者写的嘛，为自己写，写个日记就可以啦。共鸣的人越多，你就越开心啊。”

鲁庸也手机不离手，看到有趣的评论——“啊呀，就凭残雪这一口塑普，我也要粉她”，掉过头就跟残雪分享。“哎哟，我乐得不得了”，残雪回忆，好几天，在西双版纳的家里，她与丈夫“偷偷的乐咧”。

等待读者，她已经“等了三十多年”。有读者推崇她为“被遗忘的天才”，惊诧于她一手构建的文学乌托邦，残雪感受到迟到的善意，“这真是很温暖的感觉咯，写了这么多年，终于被读者注意到了，而且是正面的（评价）。” 她笑起来，像一位被幸运光顾的孩童。

她不吝分享惊喜，毕竟上一回，得到如此关注已是三十年前。

八十年代初，残雪在一个日记本上，写下《黄泥街》。她带着日记本，去到武汉大学，正在念研究生的哥哥邓晓芒看完书稿，“大吃一惊”。他托朋友鉴赏，朋友只读过俄罗斯文学，“看不懂”，便找到当时已在国内得过奖的作家何立伟。

何立伟至今记得那个“破日记本”，黑色硬壳，四个角是红色的，翻开来，没有行距，残雪的字“蚂蚁大”，歪歪扭扭地布满纸页。

当晚，何立伟坐在书桌前阅读，突然想起白天接过的日记本，拿来一翻，“一口气就读完了”，第二天就找到残雪住处。

残雪当时还是个体户，做裁缝。听到敲门声，从缝纫机前站起来，外出相迎。那是他们第一次碰面，残雪戴副眼镜，瘦瘦的，文弱，一脸书生气。何立伟顾不得初识，上来就夸，“你小说写得好，非常现代。”

1985年，在何立伟的推荐下，残雪第一个短篇《污水上的肥皂泡》在《新创作》发表。不久，第二篇在《人民文学》发表。何立伟到处推荐她，碰到其他作家就说，“长沙出了这么样的一个人咧”。

接下来的两年，《文学月报》《青年文学》《中国》等刊物陆续发表残雪的小说。她的一系列作品闯入中国读者视野。包括《文学评论》《上海评论》在内的十余家期刊刊载了有关她的评论文章，尤其中篇《苍老的浮云》，被称为“时代意识的反映”。

她成了当时绕不过的一种文学现象。

作家彭国梁与残雪早期合影。受访者供图

理想主义的客厅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艺术迎来黄金时代。

结识残雪前，何立伟、王平、徐晓鹤有一个“三人帮”，来了残雪，成了“文坛四人帮”。他们管残雪叫“小残”。大多数时间，四个人往一块儿凑，“不说每天吧，一星期至少四五天是在一起玩儿的，大多数时候，是我们跑去她家。”

当时，被打为右派的残雪父亲恢复名誉，分到一处宽敞的住宅，是前湖南省高官的宅邸，位于长沙赐闲湖。旧式公馆模样，门口一排高挺的桐树，窗外院子被青苔染绿。往里走，走廊右边小屋，搭张木台，上面摆着剪刀、量尺，那是残雪与丈夫做裁缝的工作台。

何立伟至今记得残雪客厅的宽敞，二三十平，屋顶很高，中间一个烤火炉。后来他给湘籍作家韩少功写信，还特别提及，“昨天，我在残雪辽阔的客厅里······”

在“辽阔”的客厅里，他们聊衣服。残雪讲究，蒋子丹的裙摆一定要做成九尺，蔡测海的西服一定要是细格子。她还给“文坛四人帮”三位男士各送了一件西装。何立伟的那件短款、人字呢，裁剪精道，新颖挺括，“那是我平生第一件西装”。后来，这几个人的作品，都被收录进“作家出版社”轰动一时的“文学新星丛书”。

残雪手艺好，逐渐有了名气。作家彭国梁赶时髦，请残雪为他定制格子西装。上身试穿，有些紧，残雪告诉他，“西装要是不卡点腰，那就看不得”，那件西服伴随他外出采访、开会、出入各种娱乐场所，直到后来发福，才束之高阁。

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的古华，出国前，也特意来残雪家量身做西服。彭国梁回忆，古华穿上西装后，还被周围朋友打趣，“这就像一个破烂的家里忽然摆上了一件红木家具， 太有点鹤立鸡群了。”

那时的残雪也时髦。穿高跟皮鞋，着过膝长大衣，配一头齐肩短发，被何立伟他们看见，“说我像日本人咧”。文人墨客盈门，她不会因此在价格上两般三样，应收多少，还收多少。何立伟夸她“精”，制衣像做平面几何，经她手的布料，裁到只剩一条线，不浪费丝毫。

“辽阔”的客厅里，文学自然是主角。脾性巨狂的四个人聚一块儿，主题就一个，“这个也瞧不起，那个也瞧不起”，其中，又以残雪为最甚，在她眼里，文坛就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何立伟他们读完一篇小说，评价如何好，如何时髦，回过头问残雪意见，她要么说，“没看过”，要么回答，“哦，看了，那篇东西！”

她喜欢卡夫卡、博尔赫斯，至于国内同辈作家，无一人能入眼，每每提及，她的用词就是，“要不得咯”。她夸一个人作品好，同样简洁：“这个东西现代派”。

残雪“轻轻地表扬”过何立伟，“哎呀，你这个现代派”，但何立伟知道不能当真。“那是战友间的相互鼓励。”

客厅人来人往，也接纳过外省文人。有一回，四川来了三个诗人，手头紧，住不起长沙宾馆，借住残雪家。诗人爱闹，一到夜里，喝酒，聊诗，吵到两三点不罢休。残雪怒了，穿着睡衣睡裤，冲进去，“你们吵得一条街都困不得觉咧”。三人立马规矩。后来，这三人创作的“新生代”诗歌，为八十年代先锋诗闹出了无法回避的一笔。

那时，残雪对文学已经有了终极思考。她想知道，文学到底能抵达哪里。她常跟何立伟提起，“文学、哲学、宗教，在最顶端，是打通的。” 那是她文学的去处，浓烈的形而上。她笔下的人，也不叫做人，叫做人类，她的小说从一开始就“跨越了民族，国籍，地域，非常具有人类感。”

再后来，残雪因祖传风湿，受不了冷，搬到气候干燥的北京。赐闲湖的宅院也拆了，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化后千篇一律的楼房。客厅不再，八十年代亦回不来。

年轻时的残雪。图源自网络

少数派

发表处女作三年，残雪打算从裁缝抽身而出，专职写作。恰逢省作协设立“专业作家”，何立伟胆子大，带着残雪和她的作品，径直去了长沙市委书记家，“这个人是长沙新冒出来的天才作家……”，为她争取了一个专业作家编制。之后每月，她能从省作协领取60块工资，温饱解决了。

跻身作协，残雪却不怎么搭理作协。

作协开会、学习，她从不参加，逢年过节发一筐橘子，她也不现身，托丈夫鲁庸去取。三十多年来，作协大部分人甚至没见过这位同事。领导找她谈话，也没用。连作家间的笔会，她也不出席。何立伟知道，“她瞧不起那些（作家），（觉得）那些人不是搞文学的。”

评论家也被拒之门外。何立伟记得，曾有评论家从外地赶来长沙，想见残雪一面，遭拒绝。原因是，“他正在研究一批现代派作家，不是专门研究我（残雪）的，所以不见。” 专门研究她的日本学者近藤直子来，她立马叫上何立伟，一起聚，“她只见专门研究她的，附带研究，或者她只是一揽子之一的，绝对不见。”

“她太有个性了”，何立伟说，“我见的怪人才多咧，但是没有遇过这么怪的。” 他想起一桩往事。当年，文艺界一位知名人士称，中国只有两个文学家，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残雪。何立伟后来问她，“把你捧得这么高，除了鲁迅就是你咧”，残雪一本正经地回，“他乱说，没说到点子上。”

何立伟感慨，“夸残雪好，其实是一件难事。第一，你很难夸她好，第二，你夸她好，说的不是那么一回事，她鄙视你说的好。” 三十年后回忆这件逸事，何立伟还是忍不住笑。

残雪认为别人误解了她。她所做的是向内探索灵魂的工作，而其他作家，在她看来，多向外取材于现实，陷在传统的泥沼中出不来，不能相提并论。

她笔下，梦呓一般的叙述，跳跃的逻辑，时常让读者不明所以。处女作里，她以一句“我的母亲化作了一木盆肥皂水”开头，文坛如坠云雾。下一本书，她又写“一个人死了然后成了壁缝里渗出来的淤血和声音”，读者毫无头绪。

而臭虫、蜘蛛、鬼等意象轮番上场，初读甚至会产生“晕车的感觉”。何立伟后来用闻一多的一句诗来形容她的小说，“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人如鬼魅，没有清晰的面孔，烂泥是他们的舞台，他们在那里舞蹈。

她注定卷入争议。先是恶意的标签——“像个巫婆”、“人格分裂”、“神经病”，后来评论界集体保持沉默。哲学家邓晓芒后来分析，“看起来像是一种封杀，其实不一定，估计就是（评论家）写不下出来。” 残雪的评论难写，很多人不会，也不敢写，一写就变成谩骂。

知己如何立伟，至今不敢称自己读懂了残雪。“全世界能读懂残雪的，只有一个半人”，他解释，一个是残雪本人，半个是邓晓芒，“邓晓芒跟她做对谈，残雪经常打断，你这个不对。所以他只能算半个。”

邓晓芒为她写过一篇《残雪与卡夫卡》，自认写得不错，残雪当时也认可。但过了一两年，残雪就推翻了，“你那个太浅层次了”。还有一次，她不满意邓晓芒的评论，直接提笔在文末注释，挨个标注自己的意见。

“这是没有过的，写个评论，还把作者不满意的地方标注出来，这个地方写错了，那个地方不是的。” 邓晓芒很无奈。

在国内，残雪从未得过省级以上的奖，为数不多的肯定来自大学艺术节和零星几家杂志社。一些介绍当代文学的著作，故意将她名字抹去。

拒绝出版也是常态。第一本小说是在中国台湾出版的，尔后，陆续在日本、美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出书。她对国内的“不待见”心知肚明，也不强求。

近几年，她入围布克奖、号称“小诺贝尔”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还成为2015年国内唯一获得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的作家。这些来自西方世界的认可，就像投入湖中的石子，激起一小圈水花，随即沉底。

直到这次，高居诺奖赔率榜第三，残雪连同她的作品再次来到台前，收获掌声。“高兴得不得了”，残雪强调了几次。

最后落榜也没让她失望。“根本不算个事情，最大的特点就是兴奋，有那么多读者来关注纯文学。”她留意到一篇读者评论：“有一万个迥异又近似的灵魂住在残雪的身体里，每个人物都是残雪的一个分身、一块碎片、一根毛发。” 残雪很认同，“那个女孩子写得相当不错，比那些评论家，好几倍。”她迫不及待与他们分享，准备把出道以来国内的、国外的，别人看过的、没看过的文章都找出来，出三本《残雪言论集》。陈小真为此忙了七八天，通宵干活。

“现在是一步登天咯”，残雪一直“期待同谋者出现”，她等到了。

残雪。图源自网络

两个灵魂

热闹很快消退。开奖当晚，十几个电话涌入手机，多是媒体约访，残雪都摁掉了。“不搞咯，我又没得奖，说什么呢。” 而且她要写作，“没时间”。

几天后，叨扰渐少，生活回到原处。

早晨七点，残雪起床吃饭，一碗粥，一个鸡蛋。休息半小时，下楼跑步。午饭前，集中阅读哲学书。下午继续阅读，学英文，也做类似于气功的“呼吸”训练，直到六点，吃饭，休息，再往桌前一坐，创作小说。时间不长，50分钟左右，一天写800 -1000字。三十年来，除出国访学、偶尔去新加坡看望儿子，写作从不中断。

“哪里都不想去，每天都要这样，这样最舒服，一到外面，搞得超过一个星期（不写作），就很烦躁，赶快回来。” 残雪说。

邓晓芒理解她，“写作是她的生命”。他是从网上看到赔率榜消息的，残雪没有通知他。残雪落榜，他们也没有讨论。“她自己很淡然，这个东西，得了就得了，没得也没什么。” 跟写作本身比起来，奖项是不重要的事情。

前几年，她从北京搬来西双版纳，房子是租的，没有专门的书房，鲁庸手工打造了一个小木架，立在地上，装残雪的必用书籍。过去，他是长沙远近闻名的木匠。

不像海明威会提前削好铅笔，残雪不讲究，三间屋子，哪里有空，摆个小桌，铺好纸，就开写。以前，她用灌墨水的钢笔，如今上了年岁，承不了重，换了更轻的签字笔。

她继续“自动写作”。就像美国舞蹈家邓肯，帘子一拉就开始跳，残雪往那一坐，一股原始冲动就推着她落笔。“（写作）它就是自己的肢体运动，舞蹈”，她从不向外寻找灵感，“只要我的生命力还没枯竭，写作就不会枯竭。”

何立伟形容她“有两个灵魂，一个用来应付现实生活，一个是文学灵魂。” 进入写作，灵魂牵引她，准确生动地记录脑中浮现的场景。这是一种本能写作，或者说更像是“记录的写作”，何立伟解读为，“她的创作，应该是在文字形成之前，文字是在后面追赶，艰难地追赶着意象，在记录。” 某种意义上，她的小说，是梦境，她睁着眼，在做白日梦。

许多人走不进她的梦，她也没打算迁就。这一点，邓晓芒和她不同，即使艰涩如康德、海德格尔，他也尽量写得通俗，最起码大学生能读懂。残雪不考虑别人的接受能力，“她是从抽象的人类角度，认为人类应该读懂，至于你读不读得懂，那是你的事儿。”

但褪去这副灵魂，现实中的残雪只是个普通人，就像在长沙街头随便碰到的一位长辈。

2015年，她去陈小真家做客，特意给他一岁的女儿带了礼物：美国高校的卫衣，巧克力和一个笔记本。她喜欢小孩，抱着陈小真女儿，在脸颊亲了一口。直到现在，陈小真与残雪通话，女儿都会在旁边奶声奶气地说，“我要残雪奶奶跟我说话”。

她没什么花销。衣服由丈夫买，逛便宜店，买什么她穿什么，只有一个要求，纯棉。她不化妆，不看电影，不听音乐，除了一日三餐，几乎没有别的支出，偶尔还很斤斤计较。

前几年，残雪与一家出版社签订合同，作品首印一万，到期付款。或许担心滞销，出版社只印了三千册，迟迟不肯履行合同。诺奖事件后，残雪发现出版社有加印嫌疑，尽管此时合同已到期。

“他们觉得出了这个书，（趁诺奖热度）就要捞一把。” 她气坏了，找邓晓芒商量，想要找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维权，谴责出版社，“让他们把稿费吐出来”。

“算了算了”，邓晓芒是典型的文人，拉不下面子，“不要搞，不要搞”。最后作罢，但残雪依然不忿，“这是我劳动的果实，血汗钱，我要用来生活啊”。她计较金钱，也坦荡承认，“我最讨厌清高了，我不是那种人，我很世俗的咧。”

外界说她清高，是因为很少有人真正走近她。

她几乎每年出一本小说，锻炼也是为了长久地创作。早年还住长沙时，夏天，她坚持上午到湘江游泳。作家彭国梁常在赐闲湖的小巷里见到跑步的残雪，若是下雨，她就打着伞跑。年轻时，她一天能跑四五公里，现在老了，不得不少跑一些。

残雪清晰感受到年岁带来的变化。尤其近几年，好友近藤直子、马悦然相继离世，她颇受打击，“感觉一下子少了一条手臂”。文学是他们共同的事业，她要一个人挑起这副重担，更要争分夺秒。

残雪与图书编辑陈小真。受访者供图

这十年，她在准备一本大部头哲学书，预计一两年后动笔，非写不可，“不写出来就可惜了，浪费了，我的生命就浪费了。” 文学与哲学在顶峰相遇，是她追求的理想状态，就像法国女作家萨岗所写，“（作家）应该策马奔腾，脚不沾地，耳际生风，跨越一个个可笑的藩篱。”

“而且只有我才能写这个东西咯。” 她一如既往的自信。

月初，上海一家书店邀请她推荐书单。国内当代作家，除了自己，她还推荐了张小波。她喜欢张小波的几部中篇、梁小斌的几篇散文，在她看来，他们三人才是未来文坛唯二的顶梁柱，“他们两个算一个嘛，我算一个。”

（文中部分内容引自残雪《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何立伟《白色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