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空间建构「影片中的空间构建与文化群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民族认同上文重点从空间的形式构成上进行了简要分析，从空间的内涵样貌上进行研究。上述四部电影的空间很明显的呈现为一种仪式化的空间。

所谓的仪式化的空间是指空间本身作为仪式行为的容纳场所，“仪式，是对具有宗教或传统象征意义的活动的总称”这是维基百科上对于仪式的定义，仪式在广义层面应该不仅限于宗教。它从最早的宗教开始，一直拓展到了政治和文化领域。

从其功能来看，仪式可以强化群体的认同感。它也可以赋予一种行为以权力感。约翰•费斯克(JohnFiske)将仪式描述为“组织化的象征活动和典礼活动，用来界定和表现特殊的时刻、事件或变化所包含的社会和文化意味。”其表现形式如升旗仪式，交接或者任职仪式等等。

而这些行为容纳的空间则是仪式空间。这种空间投射于大荧幕，便成为了我们所探讨的电影中的仪式空间。

通过分析影片《我和我的祖国》《无问西东》《我和我的家乡》《一秒钟》等四部“怀旧型”电影，发现其中蕴含的仪式空间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仪式空间，另一类是文化仪式空间。

前者主要有升国旗的天安门广场，权力交接场等等，而文化仪式空间则包含了《无问西东》中的清华大学校园，以及《一秒钟》中的电影院。不同的仪式化空间，有不同的空间表征作用，空间作为一种符号，在影像化呈现的过程中，更被有目的的加以编排。

政治仪式空间的建构主要是为了强化一种政治认同，它起到的是意识形态“询唤”的作用。而文化仪式空间是为了唤起更多的文化认同。二者共同构筑起连接一个民族的强大认同，这是影视作品中仪式化空间建构的主要目的。

其实在早期的相关学术著作中，对仪式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宗教为核心的人类学学科中，而当下，学者们早已经将仪式的研究拓展到社会学等诸学科领域了。仪式被认为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并且具有表演性质，因此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仪式行为更有了一种戏仿的意蕴。

哈琴说:“戏仿与被戏仿文本存在差异但又彼此依赖。

它的两种声音既不融合也不相互取消；它们共同发挥作用，同时又保持界限分明的差异。”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的升旗仪式作为第一个叙事元素，则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其次是《回归》中权力交接与“卡时间”的叙事元素所表征的也是一种政治仪式。

《一秒钟》作为张艺谋导演写给电影的情书，其书写途径是通过构建一种文化仪式空间并通过仪式空间中的人物群像来表达一种属于集体的记忆，并同时起到了增进民族文化认同的目的。

我将从两个层面对上述电影中的仪式空间进行探究，不仅从仪式空间的构成方式，更着重从空间构成背后的动因进行分析。

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中香港回归祖国的段落，建构了典型的政治仪式空间。影片将纪录片的真实场景与虚构画面交替剪辑，增加了空间建构的真实性。特写镜头交替对准，国徽，警徽，手表以及国旗，这些具有象征性的符号。

在升旗仪式开始的时候，国歌奏响，仪式达到高潮。紧接着空间转入香港民居的楼宇间，通过快速上升的升镜头与《东方之珠》的乐曲，完成了整个政治仪式空间的建构。电影中所呈现影像空间能够很大程度的唤醒一种群体性的国家认同感。

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作为公权力的组织者包含了共同的价值观，信仰，以及精神气质，这些抽象概念需要被具象感知，因此必须借助一些符号性的物象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以被触摸、被听、被看见的东西。

因此仪式展开的过程，就是将国家权力以及国家的概念人格化具象化的过程。而其中运作的空间，自然就是一种仪式化的空间。国家从看不见的国家变成可以被看见的国家，这一过程就是在仪式化的空间中进行的。

国旗是最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物象，国旗也是一个国家最为典型的政治符号。每一面国旗都有着深刻的内涵与表征意义。五星红旗象征着人民向党，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

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七段故事中，基本全都有国旗对应的镜头出现。第一个小故事《前夜》就是围绕着升国旗这样一个动作内核，来展开叙事的。升国旗就是一个仪式性的动作，仪式是庄严肃穆的，一种权威性和神圣感充斥着银幕。

因此不论故事冲突本身如何，对于仪式空间的塑造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前夜》开始时就通过如下一些空间符号来提升整个故事叙事的庄严感和紧迫感。首先是卫兵，卫兵作为军人的形象，通过发号施令来执行任务，在整个政治仪式中扮演执行者的角色。

其次就是到处飘扬的红旗，不仅作为政治仪式的符号装点物，更是整个故事叙事的核心。此外还有大红星道具也在影片中多次出现，星星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以及政党的象征，主要是因为其崇高性与无私性，星照夜路我们以瞻仰，很好的表达了一种崇高的政治理念。

这些空间符号成为政治仪式展开必不可少的条件。影片中第一次仪式化的展演出现在全片26分钟的时候，黄渤饰演的林治远本身有恐高症，他在仅有简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爬上二十多米高的旗杆顶端，焊接旗杆顶部的阻隔装置。

这时影片中呈现的是一种对称性的空间构图，采用的是全景摄影。下面的人拉着保护绳，二十几米的高空中，焊接器流下点点火花，照亮了漆黑的夜空，如同真正划破暗夜的流星。

这种仪式化的展演确实震撼人心，随着激情澎湃的音乐，影片中的镜头切换至纪录化处理的空间中，真实与幻境之间达成了一种交融。

整个政治化的仪式空间使得观众的国家认同感实现了第一次高潮。“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内在蕴含的价值信仰、情感观念和精神气质等难以具象和感知，而仪式正好承担这种角色。”《回归》段落是在我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以及英国国旗所缔造的仪式空间中展演的，其中的政治仪式最主要的表现为权力交接。

除了旗帜以外，手表，警徽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符号。而时间在这里具有相当特殊的意义，它代表着国家主权上最为崇高的严肃性。而修表匠华哥作为普通的香港民众也参与了国家人格化的构建。

在权力顺利交接后，港警莲姐更换警徽的特写镜头也成为了一种政治仪式的展演。《左传》中写到“国之大事，在祀在戎”足以看出仪式在一个国家中所占享有的重要地位。

仪式是提升民族向心力的重要手段，国家仪式大都与政治目的相联系，与国家的政治惯例和利益分配相关。而“怀旧型”电影若要实现这种特殊化的戏仿，就必须利用政治化的空间符号。

礼炮代表着至高无上的荣誉，而阅兵代表着国家独立等等。总之《我和我的祖国》就是通过各种政治符号构建了一种仪式化的空间，这种仪式属于真实展演的戏仿行为，将国家意识通过电影中的视觉具象符号，通过展演的方式，最大程度的唤醒了人们的国家认同感。

农村放映场巨大的角灯作为背光以及侧逆光打向正在清洗胶片的范电影以及群众，背光可以为人物主角加上金色的轮廓，体现出一种神圣庄严的感觉。光线进一步透过悬挂着的胶片，有一种光影斑驳的美感，而清洗胶片的群众与范电影的轮廓恰好又投在影院的大幕上。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导演张艺谋在电影《一秒钟》对于仪式空间的建构。一个国家的集体记忆不仅仅是通过政治仪式强化和传递的。文化仪式从时序上来看先于政治仪式而产生，具体体现在宗教仪式方面。

我们着重分析的四部“怀旧型”电影中，文化仪式空间的建构占据了更多的比重，《无问西东》以清华大学为核心空间，通过几代人的人物群像展演，表现出一种民族精神的传承。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礼仪，重视一种精神文化的传承。二十年代的清华校园，是一种尊师重道的仪式空间，当吴岭澜面临文科和实科的选择困惑时，他通过聆听泰戈尔的讲座而顿悟。

讲学本身就是一种仪式，一种文化传承的仪式。影片中有一口钟，很具有象征意义，镜头指向那一口敲响的钟时，切换到学生向老师行礼的课堂。钟一般代表着警示与顿悟的意思，因此电影中有这样的安排颇具深意。

沈光耀作为书香门第出生的孩子，他的家庭更重视家庭仪式，并在影片中向母亲行了跪拜之礼。当沈光耀牺牲后，他的两个同学去拜见沈母，最后他俩代替沈光耀行跪礼的场景，感人至深。而王敏佳的埋葬仪式，则作为重生的象征，颇具深意。

影片中埋葬的是那个曾经的王敏佳，她因这种涅槃，换来了一生最真挚的感情。王敏佳由死到生的转变是一种充满诗意仪式，片中的空间背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西北某地，这是大的地理背景。

地理空间下的文化空间，即放映场。电影作为当时人们精神文化的来源之一，显得异常的神圣而美好。一个村子几个月有时候才能放映一场电影，而每一次放映电影，都会发动全村观看，场面堪比过年。这种文化记忆已停留在人们脑海积淀成了一种集体记忆。

由于范电影痴呆的儿子弄脏了胶片，他开始发动全村的人来清洗胶片，大家守护胶片，如同守护着自己的精神信仰，而他们守护的则是一种文化记忆。胶片中播放的是抗战年代的电影，是一种大家共有的精神支柱。

村民们在范电影的指挥下，小心翼翼的擦洗，风干胶片的过程，完全是一种文化仪式展演的过程。人们通过这种仪式化的行为，逐渐将电影院“神化”，所有的这些都抒发了人们对于电影艺术本身的怀旧之情。

不论是在校园中向师者行礼，还是在家中向母亲跪拜，又或是在电影院中仪式化的清洗电影胶片，都体现出在仪式的外衣下传递民族记忆与共同价值的本质。这种空间构建并非政治化的，它传递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民族情怀。

文化仪式空间的构建通过人物群像的展演来展开，《无问西东》中吴岭澜，沈光耀他们都闪耀着一种对真善美的渴望，一种对民族同胞最为深沉的爱，他们对于道德的崇高追求超过了自我。而《一秒钟》中的张九声，范电影等，他们则是一个民族苦难的代名词。

我们无法忘记一个民族如何而来；他们在对于亲人的爱，早已超越了自我。文化仪式空间的建构是依托于空间中人物群像的展演而进行的。他们共同承载的是一种民族情怀和往昔记忆。

包括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多次有老师形象的出现，更能体现出传授仪式的重要性。闫飞燕事业有成后归乡，从最初对乔树林的嗤之以鼻到最后的敬佩，是因为她回忆起了老师曾说的话，镜头又回到了多年以前被黄沙包裹的教室。

老教师老范失忆，他的学生为了帮他找回过去的记忆，重新还原了当时的教室，然后重新上演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教授仪式。之所以好几部影片中都出现老师教授学生的场景，从本质上来说是因为教授行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承的仪式。

仪式从最初的宗教行为逐渐转变为一种社会行为，对于承载家国记忆，强化集体认知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四部“怀旧型”影片中，我们看到的是多重仪式空间的构建。

总之以家国背景为主的“怀旧型”电影，主要从政治和文化两方面，建构了一种仪式化的空间，以符号和人物群像填充的方法，抒发了国人更为积极的怀旧情愫，也起到了激发民族向心力与国家认同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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