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家的孩子必须要努力「穷人的孩子要积攒多少人生资本才敢第一次迈入艺术殿堂」

冬去春来，我决定去北京电影学院进修。

面试当天依然春寒料峭，面试官饶有兴趣地审视着我的简历，突然问我为什么要从法律行业转到电影行业。这让我头脑发懵。半分钟后，我下意识地说了一通我其实已在电影相关领域工作了好几年、想让自己更专业一些的陈词滥调。飘飘忽忽地走出来，其他面试者对电影艺术侃侃而谈的自信声音在走廊回荡，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自不量力。

西土城的地铁站破旧而混乱，但因为往来的是电影学院的年轻人、老师和艺术家们，倒为其增添了一份别样的落拓不羁的气质。

为什么要从法律专业转到电影行业呢？这个问题一路缠绕着我。

其实，要是我高三毕业直接去学电影，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吧。

对普通人来说，学艺术何其奢侈，几乎可以和自私透顶划上等号。父母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孩子理所应当回报父母。报专业当然要报最好找工作的方向。对女孩子来说，学法律很好，读师范类大学的法律专业更好，以后进可考公务员当法官，退可去学校里当老师，工作稳定，好找对象，用不了三五年就能反哺整个家庭了。

以上是不是父母的原话已经不重要，它们早已内化在我的大脑里，成为我自己的一部分。也许，对于地处中部、经济落后的玉阳来说，它们已经内化在了每个人的心里，成为了学校的氛围和社会的基调。学艺术是有钱人家的事，不只经济支出大、毕业后回馈慢，而且没人知道艺术为什么值得孩子用一生去学习——就是为了毕业了能当美术老师、音乐老师，或者去电视台当主持人？

虽然在发达国家，艺术也只是少数人的事，让每个孩子都弹钢琴、画油画也不正常，但对那些内心有强烈声音的孩子们呢？他们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美，体会到了别人体会不到的悲伤，内心的火焰和忧愁只有在艺术中才能得到安慰。可是父母的期盼和诉苦把孩子的潜力变成了羞耻——他们已经多少年没有买新衣服了，你竟然要买全套的画笔和颜料？明明只需要一根1元钱的中性笔和再多一点的努力就可以考上大学，你还想要什么？

我想要自己，想在30岁以后过上自己想要的人生。

家庭革命？没关系，从国企辞职时、离婚时、放弃财产时，我已经演练多次。从童年到少年到长大成人，我从未奢望过他们能为我提供真正的安慰。家是我永恒不变的战场，和一闪而过的港湾。

一周后，已经基本放弃的我打算重新投简历，找个公司上班。虽然不甘心，但天天在家看着母亲，不管对她还是对我都是一种煎熬。对小月亮来说，比起随时都在身边、但随时都在愤怒的妈妈，她也更需要一个即使不总在身边、但只要出现就是平静愉快状态的妈妈。这更是我自己从小以来的心愿：哪怕母亲出差好几个月才能回来，回家时只要是开心的，我就感觉自己在被她爱着。

可没想到的是，我竟然被电影学院录取了。

我又惊喜又迷惑，不知道是什么打动了他们，可能在众多踌躇满志的面试者中，我掩饰不住的迷茫，和即使迷茫也身不由己要冲过来的那股劲儿让他们印象深刻吧。他们或许在想：虽然她的艺术功底为零，也讲不出黑泽明和塔尔科夫斯基，但一些专业而平庸的学生已经让我们厌倦，就让这个满口谎话的法律专业的叛逃者过来试一下吧。

我不无自恋地畅想着，也急不可待在第一时间告诉了母亲，当然是装作云淡风轻的样子随口那么一提，好像我根本不在意、也没有使过力似的。

母亲有点担心我去那里到底能学到什么，电影在她眼里都是些玩玩闹闹的东西，而且还是全日制的，这段时间班也没法上了。但另一方面，毕竟女儿能在30多岁跨专业被电影领域的最高学府认可，也给她带来了某种久违的学霸母亲式的骄傲。让我担心了好多天的家庭冲突竟然很顺利地就过去了。

上课的日子很快来临，我这才发现：班里大多是90后，甚至95后，和我同岁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多数都是专业编剧，已经有过自己的作品。在大家好奇的询问下，我略带害羞地讲了自己转专业过来、又是单亲妈妈的情况。没想到这些年轻人们竟然认为我独立又勇敢，简直酷极了！我既惊喜又忐忑，当了太久的受害者和可怜人，猛一下被另眼相看，缺点成了优势，还有点不适应。

原来我的人生也没有那么惨，或者，作为一个搞艺术的人，是不是惨得还有点不够？

第一次剧本讨论会，我兴冲冲地拿来几个自己写的故事大纲，等着最后一个发言压轴放大招。其他的年轻孩子们写的都是一些青春的懵懂情愫、或是家里的一些琐碎事，我写的可是情节百转千回的悬疑罪案，里面的机关设计都是从我的法律和法医专业书里挑选出来的，绝对让老师眼前一亮，拍案叫绝。

我得意洋洋地等待着，等到的却是老师紧皱的眉头：

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写这些吗？

这些故事讲的是谁都没有想到的致命复仇，主人公多年前……

打断一下，我不是问你故事内容，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写这些。

老师疑惑地、失望地看着我，我的心凉了大半截。我只想着把故事情节编织得精巧复杂，显得像个专业编剧，再用上老本行的法律知识和案例，突出自己的特长，仅此而已。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要创作。

不就是想要完成自己少年时没有完成的夙愿吗？

老师点评着其他人的习作，那些被我视为过于平淡的小情愫、小家事的文章，却成了老师眼中的可造之材。

老师看看我，说道：

他们写的才是真正困扰自己的事，是能让自己流泪的情感，是自己内心坐卧难安的秘密，哪怕凌乱一点，我们都可以慢慢改。你编造了那么复杂的一套情节，到底为的是什么呢？

接下来的电影课程，老师们在带大家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同样在一遍遍叩问着同一个问题：身为创作者，你为什么要创作？你有没有把自己的内心拿出来，给大家分而食之的真诚和勇气？

天气越来越暖和，春天的柔风吹拂着我的面颊，我独自徘徊在校园，回忆着老师的话，努力寻找着内心深处真正在汹涌的东西——不是用写作活动完成少年的夙愿，也不是用头脑思维去设计情节模型，而是卸下所有的心理防御机制，看看还剩下些什么。

渐渐地，手风琴的旋律模模糊糊地响起，《三套车》、《喀秋莎》、《红莓花儿开》……接着是红星厂挂着主席画像的工人俱乐部大楼，穿着整齐蓝色工服的三线厂工人们在排队参加合唱比赛。在他们中间，我看到了我的父亲。父亲善良勤劳，却颠沛流离在“坏人”中间，先是我的母亲，然后是工厂破产后外面的社会，现在是不孝的我，所有人都不公平地对待他，而他始终用付出和忍耐作为回报。他是真的好人，而作为好人的结果，就是身边的人都变成了坏人……

头脑混乱，但砰砰作响的心跳和夺眶而出的泪水清楚表明，这就是我要写的剧本了——世界上一个真正的好人，他来自一个失落的乌托邦……

老师细读了我的剧本，几乎一字一句地从头到尾做了点评。这一次我没有任何虚荣的期待或是担心被差评的忐忑，写这些文字已经耗干了我的心神。这是我第一次用身心、而不是用头脑去写字。

电影学院砸开了我的外壳。

可是最后老师依然批评了这个剧本，他认为我在微弱的勇敢之后，还是把电影写成了红色劳模宣传片，“父亲”这样一个绝对利他主义的人物是有问题的。

他没有问题！他就是善的，坏的是其他人！

我的感情受到了强烈伤害，这种伤害也意味着老师说对了。

修改已经完成的作品是最痛苦的，我下载了很多的前苏联歌曲来听，买了一整箱的秋林格瓦斯饮料，边听边喝边写，决定把三线厂好人的剧本改好。可是却越改越假。我好像重新回到了用头脑去防御内心的虚假模式中。

最终，我退却了，在截稿日期之前另外写了一篇剧本交了上去，关于少年时和母亲的相爱相杀，这次因为没有说假话，我通过了评改，不会影响到进修班的结业。

可老师是失望的，那被他寄予厚望的善恶难辨的乌托邦的故事，被我匆匆放弃了。

格瓦斯，是俄语中“面包发酵”的意思，是一种盛行于俄罗斯、乌克兰喝其他东欧国家的含低度酒精的饮料，用大列巴面包加乳酸菌、酵母菌发酵而成，颜色近似啤酒而略呈红色，酸甜适宜，有开胃、健脾、降低血压、消除疲劳的功效。对我来说，它就是前苏联的味道，每当拧开格瓦斯的瓶盖，醇厚的面包的香气在滋滋作响的气泡水中喷薄而出，我就会想起童年，想起红星厂。尽管我并没有在童年时喝过它。

如此醉人，如此深情，它怎么可能含有罪恶呢？难道艺术殿堂一路召唤我披荆斩棘至此，就是为了告诉我这样一个答案吗？我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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