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先后看电影

文/孟泽辉

“文化大革命”前看电影

20世纪50年代，收音机属于家庭中高档电器，普通人家只能听有线小喇叭。大跃进那年，察右后旗成立电影管理站，并租用旗人委礼堂作为固定影院。礼堂空间仅能容纳四五百人，地面没有坡度，摆放着几排木制长条椅。电影院的设立，为驻镇居民提供了文化娱乐生活的重要场所，看电影也成为人们精神消费的唯一选择。

那年月，人们看电影的热情之高，场面之火爆，以及散场后形成的人流大军，恐怕不是如今的孩子们所能想到的。每当想起自己在“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后三个不同时期看电影的情景，那种甜美与苦涩的感受，又会从心底溢出，挥之不去。

记忆中最难忘怀的是电影票价特别的低廉。大人票0.15元，小孩票0.05元，如此低廉的票价，我们也没有经济条件经常看电影。夏天还好说，割草卖钱能打闹看几场，到了冬天，我们只能趴在影院窗户看。电影院的检票员三番五次轰不走我们，就把窗户下端全部用布帘遮起来。即使这样，我们几个小伙伴也要在窗台上打码码架轮流着看，手脚都冻僵了，也全然不顾，因为实在是太想看了。

每当星期天做完作业，我们几个结伴跑到电影院，央求放映员把打扫礼堂卫生或生火炉的营生交给我们干。礼堂前后安放着两个与我们个头一般高的大火炉，生炉子的引火柴是马粪、树枝，我们提前就准备好了，把这些活做好，晚上就可以免费看一场电影。平时，如果在影院碰到认识的叔叔，就拉着人家的手，低着头，弓着腰，弯着腿，混进去也能看电影，心里甭提多高兴了，觉得很有成就感。

就是在那个年代，那个生活环境，我看过的影片近达百部以上，至今提起来还如数家珍。记忆比较深刻得故事片有《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英雄儿女》《红日》《鸡毛信》《突破乌江》《英雄虎胆》《柳堡的故事》《沙漠追匪记》《六号门》《青春之歌》《革命家庭》《林海雪原》《51号兵站》《洪湖赤卫队》《烈火中永生》《独立大队》《回民支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兵临城下》《三进山城》等；反特片有《铁道卫士》《国庆十点钟》《冰山上的来客》《羊城暗哨》《虎穴追踪》《古刹钟声》《寂静的山林》《永不消逝的电波》《跟踪追击》等。

“文革”前的察右后旗电影院，新片不断，场场爆满，一直处于鼎盛时期。电影除了给我们带来无限欢乐，也教会了我们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可以说，我的少年时代是伴随着电影成长起来的。

“文化大革命”中看电影

“文革”运动开始后，看电影的黄金时代随之

结束。电影院经常被挪用作为开批斗大会的场地，只有在没有其它用途的时候，才会腾地儿放电影。“文革”中很多国产优秀影片被当作“毒草”被禁锢，人们看电影的机会随之大为减少，影院萧条而冷情。那时经常上映的只有“老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和（《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红色娘子军》《沙家浜》《海港》《龙江颂》《奇袭白虎团》《杜鹃山》）八个样板戏。看样板戏是当时的一项政治任务，机关、厂矿、学校要组织集体观看，门票半价出售，除了包场外，很少有人花钱去看。因此，样板电影一统天下竟长达10年，我们随着进入了精神娱乐最荒芜的年代。

“文革”第三年，4909部队和4752部队进驻察右后旗执行支左任务。为了加强军民鱼水关系，支左部队在小镇十字街经常放映露天电影。看露天电影那才叫兴奋，每当夕阳西下，晚饭吃罢的人们相互邀约，肩扛椅凳，成群结队地拥向十字街。孩子们提着板凳抢占好位置，大人们有的忙着和熟人打照呼，有的忙着买小食品，有的伸颈呼儿唤女，整个场子如同物资交流会般热闹。

解放军放映队一来，观众帮着挂幕布、清场子。部队放映设备很先进，一台8.75毫米放映机、一台小型发电机，还有袖珍扩音机。训练有素的放映员不到10分钟就安装调试完毕，电影开映首推新闻简报，也叫“加演片”，观众立即安静下来，投入到剧情之中。那时的人们简单地把影片中的人物区分为好人与坏人两种，好人快乐时，全场一齐欢腾；好人悲苦时，全场一片叹息；好人胜利了，全场热烈鼓掌。这种不花钱的电影，我是放则必看。如果去晚没有好位置，就跑到电影幕布反面去看，久而久之还摸索出了一套把反面当作正面看的经验。

60年代末期，毛泽东主席对国际形势阐释了“三个世界”的理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同志加兄弟”“唇齿相依”国家的影片开始走进我们的银幕与精神世界之中。如阿尔巴尼亚影片《广阔的地平线》《第八个是铜像》；朝鲜影片《看不见的战线》《金姬和银姬的故事》《鲜花盛开的村庄》《摘苹果的时候》；越南影片《铜墙铁壁的永灵》；罗马尼亚影片《多瑙河之波》等。由于同苏联的关系紧张，我们只能看到宣传列宁的影片，如《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等。供革命大批判的影片有《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等。

第一次观看外国电影，我们感到很新奇。看得次数多了，人们便归纳出了一句顺口溜：中国的西哈努克加新闻简报，朝鲜的哭哭笑笑，越南的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的没头没脑，罗马尼亚的搂搂抱抱，这确实是当时国内外电影内容的真实写照。对于如此重复上映的影片我们也是百看不厌。电影文化的魅力，吸引着当时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人们。

70年代初期，电影管理站搬迁到旗政府新驻地白音察干镇，仍旧把旗革委礼堂作为放映院，所不同的是新影院要比原来的旧影院气派多了。礼堂地面斜坡，拥有翻板固定单人椅1120座，进出方便自如，而且舞台、配电、灯光、通风、卫生间、放映室也是一并俱全。放映机是35毫米“东风”座机和宽银幕、立体镜头，乌兰察布盟电影公司按月排片供应，不仅为察右后旗的电影事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广大电影观众提供了宽松舒适的环境。

1973年8月，朝鲜宽影幕故事片《卖花姑娘》上映后，在全旗城乡人民群众中引起轰动，萧条多时的电影院又出现了人头攒动的场面。农村社员有步行的、骑马的、坐车的，纷纷向旗电影院涌来，影院周围人潮如海，小镇两个国营饭馆昼夜营业，供不应求。影片以其生动的情节、忧伤的音乐、主人翁花妮一家悲惨的命运震撼了观众的心。凄凉酸楚的主题歌以及烫瞎双眼妹妹《夕阳落下山》的歌声催人泪下，座无虚席的影院里，哽咽声、低泣声不绝于耳。此片在本旗上映36场，场场爆满，创下了建院以来盈利最高的票房收入。

之后，“文革”中新摄制电影《春苗》《战洪图》《创业》《决裂》《青松岭》《艳阳天》《火红的年代》《黑三角》《闪闪的红星》《秘密图纸》等影片陆续上映。由于新片缺乏，旧片轮番播放，电影中的台词和动人情节几乎都烂熟于心，很多经典台词我现在都记忆犹新。“张军长，看在党国的份儿上拉兄弟一把吧”“你们悄悄地进去，打枪的不要”“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要钱，吃你个烂西瓜还要钱”“不见鬼子不挂弦”“下吧，下吧，下它七七四十九天我才高兴呢”“周挺杉同志，在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立场不坚定，买了大量的土豆”“下面我讲一讲马尾巴的功能”“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等，这些经典台词，现在的人们在开玩笑中经常引用。

据有关资料记载，“文革”中虽然出产近百部影片，但是大多数是以“京剧”和“舞剧”的形式拍摄，观众一般不喜欢看。由此，不论从影片的数量、质量还是它的社会意义，都不能与“文革”前的经典影片相提并论。

“文化大革命”后看电影

“文革”结束以后，随着“文革”前老电影的大量复映和部分外国电影的引进，群众被压抑多年的文化消费欲望迅速地迸发出来，影院门前又出现了排队买票的热闹场面。

这一时期，国家通过拨乱反正，各条战线开始走向正规。一批将“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等平凡人物的情感、思想和生活遭遇搬上了银幕。影片中所反映的人物不再是完美无瑕，而是情感表现得十分丰富。如《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芙蓉镇》《戴手铐的旅客》《牧马人》《从奴隶到将军》《甜蜜的事业》《巴山夜雨》《月亮湾的笑声》《小字辈》等影片。此外，为响应当时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时代的潮流，出现了如《小花》《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庐山恋》等影片。这些影片上映后，很受观众的欢迎，有的甚至一天上映数场。

随后，又引进日本、南斯拉夫、印度、法国等国家的影片有《追捕》《望乡》《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冷酷的心》《大篷车》《流浪者》等。这些国外演员的装束、外形都成了时尚潮流，青年们开始蓄留“石村警长”发型，穿“瓦尔特”服装，电影台词也成为人们交往的时尚用语……

进入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群众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出现了多元化文化消费形式，如电视机、VCD、摄像机、录像厅、家庭影院等，文化生活只靠电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电影事业落后的管理体制和历史沉积下来的诸多问题，都一时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加之片租提高，周转缓慢，缺乏轰动性的影片出台，只靠放映一些情仇打杀的功夫片和故事平平淡淡的社会生活片，使大部分观众对此失去了兴趣。

80年代中期，旗电视差转台建成，能同时收看中央、内蒙古和乌兰察布三级电视台节目，影视频道每天都有电视连续剧和电影播出，而且每周的节目安排能提前预告。只要有电视的家庭，也就是一个小电影院。于是社会上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与其花钱看电影，还不如在家看电视。”从此，曾经陪伴了我们50多年的电影，随着历史的进步与文化事业的发展，逐步从兴盛走向了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