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院地标「电影院一个县城的标志性建筑」

在五六十年代，一个小县城标志性建筑，肯定包括当地的电影院。

虎林县也是如此。

五六十年代的电影院是坐北朝南二层的小楼，坐落于当时的铁路货物处和三食品十字路口的东北面。电影院往东全部是临街平房，没有商铺，住着一些城镇居民。西侧是第一理发社，过了南北道是三食品商店。三食品对面是露天农贸市场，斜对面是种表刻字社，第一百货商店、新华书店、果品商店等。这个路口，是当时虎林县的繁华地段。

这张老电影院的老照片，得来很不容易。是张惠同学通过她的一个群内朋友获得的。后来才得知，这张照片是傅罗平先生在1970年左右拍摄的。在傅先生担任虎林市摄影家协会主席的时候，我们相处很融洽，但不幸的是傅先生在2021年10月因病去世，令人十分悲痛，也感到十分的可惜。

从这张老照片上可以看到，当时大约是1969年左右，文革气氛浓厚，加之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关系紧张，标语也是火药味十足。标语打倒苏修，打倒美帝，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大打人民战争等，和当时刻准备打仗的大环境很协调。门边挂的一些名称牌子，也是民兵排，革委会等当时的组织机构名称，带有强烈的那个年代特色。两个入口中间有一块镶嵌在墙上的墙报，主要是贴些电影宣传画。记得看电影《黑三角》电影剧照时，看到刘佳有别于样板戏主角的清纯漂亮，青春期的内心也难免泛起一丝波澜。应该挂电影宣传画的正前面，挂的是毛主席的画像。当然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在二楼栏杆处挂过电影宣传画。为了让观众有秩序的排队购票，售票口前已经安上了钢管护栏。售票口西侧，都是平房，可以看出还有草房。听友刘兄说，这个草房房主姓肖，家里养着一辆马车。

电影《黑三角》刘佳

电影院里面的坐椅，都是木制长条的椅子，一条椅子大概能坐六个人左右。坐椅由一个粗钢筋穿过坐椅两边粗木框，然后两边用罗帽带紧，使其能上下翻转。因为小孩子个子小，坐在椅面上看总被大人遮挡住视线，有时只好坐在椅子竖立起窄窄的木楞上看。虽然硌屁股，有时因挡了后面人的视线，还让后面人直喊让下来。一会坐上去，一会儿落下来，看场电影也挺累的。

虎林县老电影院建于什么年代，现在的人很少有人能说清楚。原来我一直以为1945年10月上旬，八路军干部常永年在虎林电影院召开各阶层代表大会，建立了虎林县民主政府，就是在这个电影院。后来才知道我错了，当时的电影院是伪满时的虎林满映馆，即后来的虎林剧院。

这个电影院应建于六十年代初期，当时电影公司也在这里，所以这里也叫电影公司，或电影管理站。电影院中止时间约在1979年，因为在文化馆东的新电影院在这个时候营业了。

搬迁到文化馆旁后建的电影院，应该是在1979年。因为我1978年在虎林建筑工程一队打工时，曾经在春天和夏天时，在新建的电影院里干过活。当时在后台的很多房间抹过灰，在楼顶抬煤灰垫防水层。所以说，1978年不可能搬过去，除非是冬天搬过去。虎林放映日本电影《望乡》是1978年，所以这个电影院只能是1979年开始营业。

同学徐晓慧和亢爱春1981年春节前在电影院前留影

文革前，我家住在电影院对面的858农场招待所边上，我就是在那出生的。当时虽然很小，只有四五岁的样子，但我爸带看的电影恍惚还记得几个情节。如一战士嘴里咬着好几根手榴弹弦，边爬边向敌人扔手榴弹。如一群少数民族人，在篝火旁边歌边舞，两人坏蛋在远处看着议论着。还有一个是一个小战士被敌人俘虏了，镜光一拉一个房间，一拉一个房间，里面有不同的敌人。后来长大后，才知道前一个是《战上海》，后一个是《天山的红花》，最后一个是《钢铁战士》。

老电影院伴随我的小学和中学时光，看了很多电影，除了《地道战》、《南征北战》、《打击侵略者》这几个还能放的老电影，大部分是样板戏或《火红的年代》、《海霞》、《春苗》《难忘的战斗》、《闪闪的红星》等带有明显文革色彩的电影。看样板戏，基本上是学校包场。记得邓小平复出时说文艺就那么几个样板戏，意思是说文艺太不繁荣了，老百姓都没有文化娱乐了。江青等人就说全国人民都爱样板戏，于是组织单位和学校集体观看样板戏。愿意不愿看，是政治任务，你也得坐在那看完。

电影《春苗》中的李秀明

吴海燕饰演的《海霞》

达式常在电影《难忘的战斗》中

样板戏从现在来看，艺术上无论是创新还是唱腔设计，还是非常不错的，许多唱段改冗长为精练，节奏也改拖拉为紧凑，很多唱段也成为了经典。但当时翻来复去就是那几个样板戏，人们总听都产生逆反心理了，反感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电影是那个时期的时尚消费品，它不但满足了人们精神的需求，娱乐了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还成为男女青年谈恋爱时的重要工具。某人看上一异性，主动送张电影票。如果对方接受了，则恋爱有望成功。如拒绝了，也不伤对方的自尊。这种心知肚明的婉转求爱方式，诉求明确而又不强人所难，即使被拒绝了，也无伤大雅，以后还可以好朋友相处。

某青年男女被介绍人介绍谈恋爱后，加深了解的最佳方式，是一起去看场电影。在看的过程中聊天了解彼此，散场后男送女回家的过程，也是一个增进了解加深感情的过程。当感情到了一定的阶段，彼此好感萌生之际，看电影时，胆大的会剩着黑暗，拉住女孩子的手爱抚一番。女孩子象征性的扭捏一下，也就陶醉其中了。散场后，两人在夜幕的掩护下，到没人的角落里，会胆怯而激动的亲热一番……

说到这，得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同宿舍有位同事，看好了同一车间的一美女，但又内向胆怯不敢表达。我和老黑子知道后，很是仗义的拨刀相助。就买了两张虎林电影院的晚场电影票，送给了那位美女。当时美女以为不是我请她看电影，就是老黑子请她看电影，所以欣然同意了。因为没有自行车，老黑子把自己的自行车借给了她。她到电影院后，发现邻座没有我俩而是那位同事，立即生气的马上起身离开。回到单位把我和老黑子好一顿斥责，而且把老黑子自行车扣压了近一个月才还给他。

电影在当时除了娱乐功能，还有一种福利功能。企业单位一到过节或工会搞福利时，都会配发电影票。看免费电影，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福利。没有单位的人，是不能享受这种待遇的。记得看样板戏时，是学校统一发的票。当时的电影票不贵，8分钱一张，后来到粉碎四人帮后，大约在七十年代末，票价才涨起来。

当时的电影院，永远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每天都会有电影上映，所以每天电影院前都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在那个物质上极端匮乏的年代，全民的精神生活都处于饥饿状态，电影是一种最廉价和实用的精神安慰剂。所以每天无论如何糟糕的片子上映，影院里依然座无虚席。因为当时看电影的人们，你是无法进行选择性观看的。

有些胆大的孩子，因为没有钱卖票，而从侧所的小窗子里，或粪坑下面爬进去。我胆子比较小，不敢冒这种风险，所以没有从侧所爬过。但知道有些孩子这样干过，虽有些羡慕，但还是很胆怯，不敢去尝试。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老电影院的最深的印象就是挤。

卖票就一个能伸进一个手的小窗口，虽然后来安了铁栏杆，但人多了就不可能排队了，人们一拥而上，人挤人不用说，甚至有的年轻人踩着人脑袋往上爬。

往里入场也是挤，因六七十年代不对号入座。谁先进去，谁就能找到好位置。记得看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时，我带着我小弟去看，个子矮小只到大人的腰部，挤的脸都变了形，呼吸都十分困难，我还得使劲保护更小的弟弟。进了场内坐位是没有了，只能在最后一排站在椅子背那块窄小的木板上，站着看了场电影。

往外出也是挤，人们不象现在礼貌了，有条不紊的慢慢往外走。那时一散场，人们象要逃生一样的使劲往外挤。有些可能看过片子的，会提前出来，免得和大家挤在一起。我们有时会提前到西侧的边门那，看人们都往外出了，我们也就从西门出来，顺着拐弯的小胡同出来。

由于当时没有空调，夏天看电影也是种煎熬，每个人都热的大汗淋漓。白天你只能忍着看完，夜场时，当电影放了一半时，查票员就会把东西两侧的边门打开，把遮光的厚布帘掀起来，让凉风进来降降温。当然了，这时如果想看半场电影，你也可以免费进来了。

就在这个老电影院，文革后期出过一件大事。

当时的电影院和电影发行站在一个楼内，属于现在的两个单位合属办公。

1971年，为了配合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虎林一中师生在电影院集体观看《刘少奇访问印尼》。因为是带着批判的角度看这个电影，所以观影中间会不时呼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放映员夏明义也许是好奇心驱使，或者是刚知道发行站里有那么多封存的老电影，就找发行站的老孙借出了一些老电影，包括《刘少奇访问印尼》，几个朋友在里面偷偷的欣赏。

1975年正值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此事被人检举揭发，正好抓了一个典型，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夏和孙被游街批斗了多次，老孙受牵连被关押了半年，夏明义被关押了一年多，1976年中旬才释放出来。一同看电影的那几个人，也都受到了牵连，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处分。这在当时虽然算是一件反革命事件，但也说明人们对极左路线下的文艺禁锢不满，渴望精神生活的充实和愉悦。夏和孙在当时，可能意识不到，看似是个人一种大胆行为，实则代表大众对文艺百花凋落现实的不满。

还有一件事记的也很深，大约是在1971年913事件之后不久，林彪已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了，全国都已经开始了文件传达。但在一次看电影时，前面的加片《新闻简报》里，有一个叶群和吴法宪接见外宾的记录片，令我十分的震惊，因为叶群和吴法宪都已经被打倒了呀。可能是放电影的没有注意内容，看电影的也没有人多事去向上反映，这件事就很平淡的过去了，没有听说因此把放映员抓起来。那时，别说这种放错电影的大事了，就是用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垫在屁股底下，或上侧所擦屁股了，被人举报都得挨批判的。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一些老电影恢复了公映，在这个电影院里看了不少被禁锢多年的老电影。如《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等，好象《望乡》也是在老电影院里看的，这应是1978年底或1979年初。《望乡》在中国引起的巨大轰动，一是妓女题材和有裸露镜头，二是粟原小卷时髦的服饰和优雅的美。对于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清纯年轻人来说，大家连外国电影都没看过几部，更别说反应妓女生活的电影了，也没有见过比样板戏更会化妆和美的女子了。所以我们看《望乡》时，对于日本底层妓女生活的悲苦置若罔闻，但是对阿崎那几个惊鸿一瞥的半裸镜头却刻骨难忘，对演记者的粟原小卷洋气时髦的服饰，也是记忆深刻。

1979年《生死恋》《追捕》等日本电影在文化馆边的新电影院放映了。从此女人选偶标准以喜欢小鲜肉，向高仓健的冷峻硬朗转化。男生学矢村的长发大鬓角，女生学粟原小卷的披肩弯曲的长发，男女的裤子一色学粟原小卷、矢村的喇叭裤，全大街无论男女，年轻人全都是屁股紧绷，裤角能扫地。

从当时一些年轻人在这里的留影看，可以看到长头发，蛤蟆镜，喇叭裤已经成为主流服饰。

新电影院开始运营后，出现了一些变化。一是电影院二楼阳台出现了一些大幅电影宣传海报和公映预报，构图全是电影画面，好象全是手工绘制的，不象现在可以彩扩。二是电影院每月会出售纸质的当月电影预报，手工刻版的，有当月电影预告，有一些电影花絮轶事，还会有花边图画等。当时好象是一二毛一张。我们每月都会去购买，根据预报选择什么时候看几点的场次。

新电影院1980年左右，上面还装钸了虎林电影院几个大的方块美术字

由于朋友老黑子家住在电影院附近，所以每次都会把自行车放在他家存放。也有过看电影太晚了，就住在他家的情况。

七十年未电影宣传画

1982年春天电影院前留影

1979年应是个文艺的春天，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大批电影解禁，一批新拍的和引进的外国电影，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这让人们从精神生活极度匮乏，到丰富多彩目不暇接，天和地的落差，让缺少其他消遣活动的年轻人，每日生活在兴奋当中，并把电影院做为兴奋和快乐最好的倾泻口。

1979年和同事苏密林在电影院前合影

1979年和老黑子电影院合影

1979年电影《生活的颤音》上映了，它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是这是大陆第一个有接吻镜头的电影，二是女主演冷眉高贵儒雅的风采。因为喜欢冷眉，所以我用放大法画了一张一米多见方的人物肖像，挂在宿舍我的床头对着的墙壁上。这张画挂了很多年，后来这张画不知哪去了。

当时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视，人们的娱乐和休闲没有什么渠道，接触和了解处面世界也无从知晓，电影不但给予了人们娱乐，也成为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电影里的男女明星的服装发式，不经意间就会成为年轻人着装和模仿的典范。长头发，长鬓角，蛤蟆镜，喇叭裤，港衫等，都是随着电影的放映而流行起来的。

新的电影院多了层二楼看台，这开启了小县城从未有过的视觉体验角度。但有些调皮的小青年，会往下面丢东西或杂物，一是和熟人另类的打招呼，纯粹是开玩笑。二是往漂亮女生身上扔，这有些性骚扰的意思了。

但进入九十年代后，电影的黄金时代结束了。电视的普极，录像厅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娱乐的多元化，人们不再把看电影当做娱乐消遣的唯一方式。电影院的经济效益也越来越不好，刚开始把门厅隔断，租给私人开复印社和大花轿影楼。后来又把东边原休息厅隔开，包给外人开水煎包饭店。再到后来把放映厅改成小放映厅，再到把一些屋子租给跳舞的、教美术音乐的等，到最后大约是在二零一几年吧，这个运营了不到四十年的电影院，虽然是壮年，但也寿终正寝了。就是在经济效益下滑时，也有过些所谓的“辉煌”。在九十年代时，某款爷和相好的小姐，包下了电影院的楼上楼下。只有两个人，在诺大的一个电影院内，男欢女爱，巫云楚雨。其洒脱的任性放肆，其挥金如土的土豪作派，成为当时坊间的笑谈。

现在在原址建的影剧场，规模小了很多，连正面也由过去的大气变为小巧，朝向也由坐北朝南，变为了缩头缩脚的朝东一隅了。

现在的电影院服务对象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功能基本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影院为依托，以资本和供片为纽带， 由一个电影发行主体，和若干电影院组合形成的院线模式。其贵族式服务，高端消费，以年轻人为主的经营策略，让普通百姓敬而远之。所以很多人，多年也不进电影院一回了。

2018年，国家为了加强文化工作，改变过去一切向钱看的经营思路，将原来外包的影剧院收回，恢复了公益性性质的文化馆。为群众文化娱乐活动免费提供场所，为弘扬正气和主旋律鼓劲呐喊，用先进文化战领舆论主阵地。受到了百姓的欢迎，也让死气沉沉的影剧院，焕发了青春活力。

电影院虽然辉煌不在了，但它承载了人们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积存着岁月走过的痕迹，萦绕着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怀旧的情怀。它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永恒的回忆，和我们的童年、少年、青年时光搅拌在一起。这些和青春有关的回忆，以电影院为载体存于我们的内心，并时不时的在回味中，温暖我们回首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