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心理电影推荐「现实诉求日本推理片的理性快感与韩国犯罪片的身体美学」

现实诉求：日本推理片的理性快感与韩国犯罪片的"身体美学”。

按照康德的说法，“判断先于快感”，但理性快感这一词语的语意似乎就是一个悖论。这种观点的提出，是基于古典美学静态审美的观念，但这种观点随着十九世纪末现象学美学的提出，便不攻自破。

究其本源，这类问题的核心始终围绕理性与感性孰先孰后，如果认为理性先于感性，康德的论断即为正确，若感性先于理性，那么所有的艺术、文学作品便会陷入一种危机。事实上，凡是认为优秀的影视作品，一定会造成生理上的触动，即对作品的快感，随后才是对主题、技巧等的理性思考。

可以说，情理、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是所有优秀艺术作品的必备条件，只不过有的艺术作品侧重感观触动，有的偏向理性思考，中国古代艺术所认为的“情景交融”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观点。

推理这一讲求逻辑性的思维方式，它的侧重点必然落在理性身上，至于它能否带来快感，回答也是肯定的，如是否定的，松本清张、阿瑟·道儿、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说也不会如此畅销。当推理被扮演至银幕这一重视听感官的大众媒介时，快感与理性便得以高度结合，形成一种理性快感。

其中，以日本推理片为俊俊者，其缘由，不仅在于日本推理小说历史源远流长，更在于它独特的叙事风格、人物塑造使观众感同身受，更易于融入理性快感的情景之中。日本推理片下的现实关怀，这类电影往往在推理犯罪的过程中富有批判意识，涉及人性、制度、观念等现实问题。

如《人证》影片以黑人乔尼的死亡为推理起点，批判日本战后的民族情结与历史问题，主线是黑人母亲杀死乔尼以保自己的社会地位，暗线是负责侦查的警察的父亲为保护黑人母亲而被美国大兵打死，两条故事线相互交叉补充，建构出严密的推理氛围，而藏在氛围下的是日本人与美国人、白人与黄种人、黑人与白人、黄种人与黑人间的复杂情感，以及人与人之间可以建立彼此的信任的美好希冀。

通过推理展示罪犯心理活动，电影《白夜行》讲述的年幼的女儿被母亲出卖给发小父亲，以宣泄其兽性，而其父却被自己的儿子，即发小所杀。

知道真相后的女儿也将母亲杀死，二者相守秘密长达14年之久，期间，发小一直被女孩利用，直到发现真相后自杀身亡，影片中女孩始终没有表达过恨意，台词与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但通过影片严谨的叙事过程，观众依旧能感受到童年阴影所带来的不可磨灭的恨。

推理过程中对底层的关怀，影片《嫌疑犯X的献身》多次在不经意间展示日本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直到推理的最后，才知道这些"无名"的流浪汉是“替死鬼”，是影片最大的弱势群体，虽然影片意图强调社会的不公与畸形，但除影片最后对谜底的揭示外，并无意通过多余的镜头、台词、肢体动作，强调对流浪汉这一群体的现实关怀。

可以说，日本推理片的理性快感，一部分源于观众在严谨推理氛围下解决“难题”的舒畅感，另一部分则来自严密逻辑背后对社会现实的感性体验。

当社会思潮的整体语境转向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传统的意识性美学必然转向实用性美学，作为实用性美学的代表性人物理查德·舒斯特曼对此解释道：

上世纪70年代我一直从事分析美学研究，但自80年代到美国天普大学任教以来，从事美学的教学实践促使我不得不用朴实、乐观的实用主义美学取代超脱、悲情的阿多诺美学，从而彻底地改变了我的美学研究方法。

舒斯特曼所以认为的"身体美学"，意图将大众的注意力转向身体，强调身体的在美学中的重要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身体的审美已经成为当下消费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语境上看，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各种规则、秩序权威性的消解，身体变得自由，打扮穿着愈发花哨。

在这样的环境下，身体原先的实用性质被削减，其原本负责的生产活动，也日益转移到脑力活动上。如今身体、动作的“无用论”已经将其演变为被看或审美的客体，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型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以身体为内容的第三、第二产业变得忙碌起来，各种洗浴中心、美容疗养、健身中心拔地而起。

随着人群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身形样貌的审美性价值，而不注重实用价值，“视觉文化与身体文化就成为现代消费文化的两翼：在视觉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身体（特别是各种女性的玉照），而身体文化则是视觉化、图像化的。

”即“这从某程度上解释了劳拉穆尔维针对好莱坞电影所做出的一系列女性主义批评，尤其是"看本身就是快感的源泉"这一著名的论断，就是建立在身体或动作审美的基础上。

当身体、容貌成为一种审美趋势，无形当中，姣好的身形、相貌便成了一种潜藏的资本，尤其在韩国这样的国度，资源紧缺，社会高压力、高强度，多一份资本意味着多一份竞争优势，“《朝鲜日报》的一份调查显示，有86%的人认为‘美丽的外表就是竞争力’”。

因此，整容或塑形服务成为韩国最火热的行业。也正是这样的社会背景，导致韩国电影整体表现情色的“劣俗”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犯罪片对身体、容貌的重视，亦形成一种通过表情、动作，即表演传递现实主义情结的方式。

但凡有过韩国犯罪片观影经验的，一定会讶于韩国演员在韩国犯罪片中的表现，不是歇斯底里的张狂，就是摘胆剜心的悲怆，总之是一种带有强烈情绪、夸张动作、身体展示性质的表演，形象且直观。

可以说，韩国犯罪片的表演更符合巴拉兹所提倡的“可见的人”，观众通过这此类表演所提供的观影快感，以一种不同于推理片所需要的逻辑思考的方式，生动地、直接地深入剧情或表现人物心境，感受影片的现实意义。

不能否认的是，个别韩国犯罪片确有借鉴日本推理片的理性快感，比如谜案题材通过严密的推理过程却又无疾而终来表达现实的迷茫与无奈感，但更多的韩国犯罪片是通过上述带有身体性质的表演传递现实意义及人物情感体验。

事实上，大多数日本犯罪题材的类型电影都是以理性思维叙事，很大程度上与日本民族隐忍、静谧的民族性格，以及高度的现代化社会、较为长久的现代化进程有密切联系。但韩国犯罪片，或者更大范围的韩国犯罪题材电影，则喜好夸张的表情、肢体、武打动作，这与韩国民族性格“恨”，以及纠结的社会意识形态不无关系。

最为直观体现两国犯罪题材类型电影差异的研究方式，莫过于比较两国的翻拍电影。

韩国曾翻拍过日本推理电影《白夜行》与《嫌疑人X的献身》，极大程度地削弱了日版与原著小说的推理属性，大胆做出人物、结构上的改动，化繁杂为简易，化抽象为直观，挖掘人性深渊的同时不忘点缀对社会的现实关怀，在推理电影韩国化的过程中，两部电影俨然已经成为标准的韩国犯罪片。

日韩版《白夜行》都有一场李佳安慰丈夫被性侵的妹妹的场景，以描绘李佳对过去的仇恨，日版更多的通过对话表达仇恨，没有太多的裸露镜头，即使有也会较为节制地用衣服掩住，不改严密、冷静的叙事手法。

而韩版《白夜行》则通过中景或全景展现女性的身体及动作的反抗，配合女演员对面部表情细致入微的拿捏，整体传达了童年遭遇给李佳留下的巨大心理伤害。

不仅如此，有汗作为李佳的青梅竹马，他既是本片的罪犯，亦是“被害人"，即使知道李佳一直在利用自己犯罪以实现目的，他还是选择等候，对她满怀期望，因此，有汗的心理既是寂寞的，亦是焦虑的。

日韩版同样选择通过性爱表达有汗的心理状态，韩版中男女双方如藤蔓一样相互缠绕、扭曲与一体，激烈且痛苦的性爱过程，极为恰当地描绘了有汗复杂、焦躁的心境，这不同于与日版通过对话实现心灵的自我陈述。

如上文所述，日版《嫌疑人X的献身》仅在无意间透过镜头流露初对流浪汉的现实关怀，没有刻意地描绘流浪汉的肢体动作、神情语态，不希望破坏推理所带来的理性快感。

而韩版《嫌疑人X的献身》则在开头就通过夸张的肢体语言、粗鄙的言语动作，突出了流浪汉这一群体与现实社会的格格不入，此后，多次场景均有镜头借用动作、表情刻画这一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多次的暗示消解了影片结尾推理所能带来的快感，却加深了对边缘群体现实关怀的情感。